3 魏晋神仙道教的兴起 ▎4 李家道与妖贼李弘《道教史话》道教的形成

王卡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左慈画像

3 魏晋神仙道教的兴起 ▎4 李家道与妖贼李弘《道教史话》道教的形成

3 魏晋神仙道教的兴起

自从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张鲁投降曹操之后，由于统治者对民间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一些神仙方士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并且逐渐形成一些新的神仙道派。

魏武帝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家的军阀。他对利用道教聚众造反的事，不能不有所警惕。但是曹操也像秦皇、汉武一样迷信仙术，“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据《后汉书》、《三国志》及曹植《辨道论》、张华《博物志》等书记载，曹操曾将许多神仙方士招集到魏国，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这些人中有能够行辟谷方术的却俭，有擅长气功方术的甘始，有名医华佗，还有以行房中术而著称的左慈、东郭延年、封君达等人。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属安徽）人。少有神道，曹操闻而召之。据说左慈到魏国时，人们竞相随之学习房中术，甚至连宦官严峻也前去问受。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但少吴淞江鲈鱼耳。”左慈在座上应声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盆贮水，以竹竿垂钓于盆中，很快钓出一条鲈鱼。操拊掌大笑，众客皆惊。操又问：“一条鱼不够，可更得乎？”左慈又垂饵钓之，须臾复钓出，皆长三尺有余，生鲜可爱。曹操又说：“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左慈曰：“亦可得也。”语顷，即入蜀得生姜而还。又有一天，曹操与百官外出郊游，左慈携酒一升，肉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去附近的酒店察看，各家店铺的酒肉都没了。曹操心中不喜，欲捕杀左慈。据说左慈隐入墙中，霍然不知所在。后来左慈逃到东吴，以道术传授弟子葛玄。然后入霍山炼丹，据称成仙而去。

吴大帝孙权也迷信神仙方术。他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秦始皇派徐市携带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止于亶洲不还，其子孙常来会稽市买。于是便派遣将军诸葛直、卫温率甲士数千人入海寻找亶洲，结果找到了台湾岛。孙权也优待方士，介象、葛玄等人都受其宠信。

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东吴士族家庭；早年师事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常服术辟谷，能经年不饿；擅长治病，能使鬼魅现形，或杀或遣；又能坐薪柴烈火上而衣冠不灼，或酒醉潜入深水中卧，酒醒乃出，身不濡湿；又能分形变化，善使符书。孙权闻而召见，欲加以荣位，以客礼待之。一次，二人共游宴，见道上人民求雨。权问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葛玄说：“易得耳。”随即书符置于神社中。顷刻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深尺许。孙权又问：“水中可使有鱼乎？”葛玄复书符投水中，须臾有大鱼百余头，各长二三尺，游于水中。使人取出烹治，乃真鱼也。传说有一人随风飘海，忽遇神岛，见神人授其书信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其归吴后送达葛玄。由是举代翕然，皆称葛玄为仙公。东吴赤乌七年（244），葛玄去世，人们传说他已升仙，在天上被授予“太极左仙公”之职。葛玄弟子郑隐，字思远，亦擅长神仙方术。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灵宝五符经》，以及《太清金液神丹经》等道书。郑隐在世八十余年，西晋末因避乱隐入霍山，莫知所终。他招收弟子多人，其中有葛玄的从孙葛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生于西晋太康三年（283）。幼读儒家经书，后舍儒从道，跟随郑隐学习仙术。郑隐去后，他曾参与镇压张昌、石冰起义。后来到了广州，又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学道。东晋初，葛洪还归乡里，被司徒王导起用为州主簿、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到了晚年，葛洪欲炼丹求长生。听说交趾（今越南北方）地区产丹砂，便请求为勾漏县令，携子侄南下。走到广州时，被刺史邓岳留下，遂止于罗浮山修道炼丹，至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去世。

葛洪是晋代道教著名学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全面总结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反复论证世界上确有神仙存在，有志者可以勤学苦炼而修成神仙。他批评了庄子和某些魏晋玄学家不信神仙长生，在生死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宿命论观点；认为人的生命不完全取决于天命，人类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智慧改变生死命运；只要勤学苦修神仙方术，就能实现长生的愿望。他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这是呼唤人类战胜自然命运的赞歌。自庄子以来的道家学者，有片面理解自然无为的倾向，消极顺从自然命运。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徒，纠正了这种消极倾向。他们从爱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坚信长生可为，方术有效，主张为追求长生而探索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尽管长生成仙的目标是虚幻的，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上有些道教学者能在医药养生、化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取得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

《抱朴子内篇》还记述了晋代以前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葛洪曾亲自烧炼金丹，研读古代传下的丹经，在其书中记录了许多炼丹的药物配方和操作方法。他认为用黄金和丹砂（疏化汞）烧炼的金液还丹最为奇妙，“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当然，道士们不可能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神丹。但是他们的研究实践，积累了许多有关矿物和动植物药品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物质化学变化的知识。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道教史的名著，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卫生学的宝贵资料。

从汉魏之际的左慈，经葛玄、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的神仙方术经过几代方士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术，有了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操作方法。第二是某些神仙方士通过经典和方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团体，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组织。葛玄、郑隐、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之为葛氏道或金丹派，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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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家道与妖贼李弘

三国两晋时期，在全国各地有许多类似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民间道团出现，它们被统治者称为妖道或妖贼。这些“妖道”中有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也有属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陈瑞道团、杜子恭道团等等。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妖贼”，即利用宗教聚众造反的民间道团。葛洪《抱朴子·道意篇》称：“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可见当时民间道派林立，活动频繁。

李家道是诸妖道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道派。这一派的起源托始于仙人李八百。据葛洪《神仙传》记载：东汉时在蜀中有一些姓李的神仙方士，如李八百、李阿等。汉末张天师入蜀创立五斗米道，设置二十四治（即24个传教区），这些方士可能曾参与其事。因此后人传说昌利治（今金堂县）是李八百修道炼丹之处，平冈治（今新津县）则是李阿修道成仙之地。可知李家道最初或许是汉末在蜀地活动的一个方士集团，以崇奉仙人李八百而得名。

到了三国西晋时，有人冒称李八百之名，从蜀地来到江东传播李家道。据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记载：“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这位巫师李宽冒充李八百，在江东传教颇为成功。据说吴国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来李宽变得骄贵神秘起来，不肯常与来人相见，宾客但拜其门外而退。其实李宽所传的道法并不神奇，大体上与巴蜀五斗米道相同，亦以祷祝、符水为人治病，设置道庐，让有病者入内斋戒祷告。李宽能够服气断谷百日不饥，但也不堪长久。葛洪的亲属熟人有见过李宽的，都说他“衰老憔悴，起止咳噫，目暝耳聋，齿坠发白，渐又昏耗，或忘其子孙，与凡人无异也”。后来吴国发生大瘟疫，死者过半，李宽也得了瘟病，假称入道庐斋戒，遂死于其中。他的弟子们却说李宽已化形尸解，并非真死了。这些弟子又转相教授，使李家道信徒布满江表，数以千计。

魏晋时代的李家道，不仅流行于西蜀东吴。而且在北方中原地区也有传布。据《晋书·周札传》称：西晋末年有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今南京），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其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今安徽霍山），“自云应谶当王”。后来他们都被军阀王敦杀死。其实李脱和李弘，并非这两位道士的真姓名。李脱的名字屡见于道书记载，据说是汉代巴蜀神仙方士，也被蜀人称作李八百。李弘这个名字，在早期道教经书中更为常见，据说是太上老君在西汉时降生蜀郡所用的化名，因此被东晋王敦杀掉的妖人“李脱”和“李弘”，实际都是冒名顶替的民间道士。他们传播的“鬼道”，也应是李家道。这位“李弘”冒用李老君的化名，自称“应谶当王”，他想要应的又是什么谶言呢？

谶语是一种预告王朝更替、政权变动的宗教隐语。对谶语的迷信在两汉之际最为兴盛。西汉末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当时有术士编造了“刘氏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讖语。南阳豪族刘秀和李通利用这个谶语起兵反抗王莽，光复汉室，建立了东汉王朝。这个刘、李之讖，在300多年后的晋代仍然流传。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江夏义阳人张昌利用此谶发动叛乱。他让山都县吏丘沈冒充圣人，改姓名为刘尼，诈称是汉朝后裔，奉之为天子，署置百官。张昌自立为相国，易姓名曰李辰：又诈称凤凰来降，建元神凤，郊祀服色悉依汉朝故事。这说明在两晋之际，“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的确还在民间流传，并为民间叛乱领袖所利用。

东晋以后的道教经书，又将这一谶语加以改造，使之与老子历代降世、救国助民的神话结合起来。例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假借天神大道名义，宣称刘氏子孙应当王治天下，大汉人民将得见真君出世。“真君者，木子弓口（李弘），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这篇经文大约出于东晋末年，当时东晋政权已落入军阀刘裕之手。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靠军功起家，逐渐把持朝政，最后于420年篡晋称帝，建立南朝刘宋政权。当晋宋禅代之际，道教徒制造了宣扬刘氏子孙王治天下，李弘真君即将出世的经文。其实这不过是西汉末旧谶语的翻版而已。类似讖语不仅在东晋南朝有，而且出现在北朝。例如后秦弘始十七年（415），嵩山道士寇谦之假托老君降世传授《老君音诵诫经》。经文咒骂北方民间道教，“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众，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可见刘、李谶言在北方也颇为流行。

总之，道教宣传的太上老君是神通广大、变化无常的天神。每当天下动乱，灾疫流行之时，老君便会变易身形，化名降世，救助生民，佐国扶命，使天下太平。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无论太平道、五斗米道或是李家道，无不以这种虚构的太平政治理想和符水治病方术作为号召民众、扩大教团组织的主要手段，并且利用宗教谶语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王朝的统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曾利用“汉行当尽，黄家当立”的谶语，而魏晋南北朝的李家道则常常利用刘氏复兴或李弘出世之谶。据史书记载，自西晋至南北朝出现的“妖贼”反叛事件，多达数十起。其中假托刘举（或刘尼）、李弘（或李辰、李脱、李洪）之名的起义就有十几次。“妖贼”李弘、刘举的活动踪迹遍及南北各地，代代不绝，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到南北朝末，随着统治阶级对道教的改造，民间道团聚众造反之事逐渐减少，但是关于李弘的讖语在隋唐以后仍然时断时续地出现。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大业十年（614）有扶风人唐弼反叛，推举陇西李弘为天子，弼自称唐王，有众十万。直至辽朝天庆三年（1113），还有“李弘以左道惑众为乱”。这次叛乱上距西晋已达八百余年，可见李家道在民间的影响确实既深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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