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老子其人重释《老子》其书”

“重写老子其人重释《老子》其书”

编者按：严格说来，这是一篇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并不太适合在公众号出现。因为客观、实事求是，本应该是一个真正修行人矢志不渝坚持的基本操守。而对于《老子》或《道德经》的版本争议一直存在，如同大乘佛教经典真伪的争论一直存在一样。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很多修行人选择性的忽视了。其实，经文的真伪或许并不影响这些经文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因为真正的传承、真正的法门、真正内在力量的传递、真正的印启，都只是因为证悟真师的薪火相传，断不是因为经书、经书的诠释。

但是，有时候本该坚守的客观、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一旦遇到宗教情怀可能顷刻间就荡然无存了。在“奋不顾身”捍卫自己的宗教、法门、传承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我们把证悟空性、寻找内在至上意识、天父的初心放在了第二位。

故事不是只在人们所讲的故事里，每天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演绎着。正应了毛拉阿凡提同志的那句名言：“您宁肯相信自己听到的那头驴的叫声，也不相信大把白胡子的我说的话吗？”记住故事确实很重要啊。

作者：尹振环，本文是其为著作《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所作的自序。转载此文，不代表公众号观点。

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促成七十年代孙子其人其书研究的突破。帛书《老子》的出士，因台湾资深学者有“不是最好的版子”、“对《老子》贡献不大”的错误论断，妨碍了研究的深入与突破。客观上则是出土文献还不够。而楚简《老子》的出土，是不是会带来老子其人其书研究的突破？看来大有可能。楚简《老子》所展示的老子，与帛书今本《老子》所展示的老子不同，也不像与韩非同传的老子：不摒弃“仁义”，不直倡愚民、权术、“小国寡民”，不谈论鬼神，与孔子思想并无抵牾；而帛书、今本《老子》则杂兵家、法家言，摒弃圣智仁义，怀疑“礼”与“贤”，憧憬小国寡民，还有些鬼神之论。岂不是不同的两个老子吗？而且简、帛两本各自的春秋、战国时代印痕，隐约可见，比比皆是。如果说真有两个老子，那么老子其人岂不要重写？这起码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过去对帛书、今本类《老子》的诠释，完全是根据出自一人、一个时代的理解，如果说它是出自两个老子、两个时代，那么帛书、今本《老子》岂不也有一个重新诠释的问题？但要重写老子其人，重释《老子》其书，第一步还是得先弄清楚简本《老子》。

一、老子其人

学界认为楚简《老子》虽然有缺简，但还不失为比较完整的古抄本。而也有一部分人仍然认为楚简《老子》是“一种摘抄本”，“是东宫之师节录而成的临时教材”，“儒家的节选改写本”。这三种说法的前提都是《老子》成书之时即五千言，只有如此才能摘抄与改写。这样的解释真是再省力不过。但稍加研究，细细想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其一，不可能弹钢琴式的节选摘抄：上篇选点，下篇选点，再上篇选点，又下篇选点，跳来跣去地从许多章选来选去。其二，摘选的同时不可能同步加以改写，三百句楚简《老子》，居然有60句异于帛书、今本《老子》，这说明如被改写不可能改写如此之多吧？其三，节选也应该由浅人深，儒家的改写也不能违背这最简单的道理吧？比如“上善如水”、“以百姓之心为心”、“慈、俭....既与儒家相通，又浅显易懂，为何不见节选呢？所以节选论并无证据，只不过是一种推测。相反，楚简《老子》基本上是较为完整的古抄本，是有证据充分的立论的。这就产生楚简《老子》作者是谁的问题。

郭店楚墓出土的除了竹简《老子》外，绝大部分是儒家著作，这大概可以说明早期儒与道、孔与老是相通相近紧密相联的。这批儒家文献中，《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已无可置疑。还有《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尊德义》、《忠信之道》、《六德》等，可能是孔子弟子所作，甚至也有人认为出自孔子之手。就以最晚的子思所作来看，其生卒年为公元前483--402 年，与孔子之死相差不远。子思曾对鲁穆公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日，或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本意焉。”（《孔丛子•公仪》）由此看楚简《老子》，如果它不是源出于老子，那么源出于老聃之亲传弟子，“犹不失其本意焉”，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吧？因此楚简《老子》的作者，非《史记•老子列传》所说的第一个老子一-李耳老聃莫属。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老子是谁的问题，或者说那五千言的帛书、今本类《老子》的作者又是谁的问题。

是郭沂首先提出楚简《老子》源出于老子本人或其亲传弟子，而五千言《老子》出自太史儋。其主要证据即《史记•老子：列传》、《周本纪》、《秦本纪》中有关太史儋的记载。司马迁所说的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显然说的是帛书、今本类（老子》，这说明司马迁并没看到过两千言《老子》。在《老子列传》中，司马迁举笔不定，老子究竟是谁，他也毫无把握，无法定论。于是将传闻中的三人---列出：李耳老聃、老莱子、太史儋。老菜子着笔极少，而且如果老莱子著书十五篇的话，等于马上就排除老莱子“著书上、下篇”的可能。记之最详、最倾向于老聃与太史儋。此两人都实有其人，确有其事，多种古籍包括儒家的古籍皆记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另外也记有周太史儋西出函谷关见秦献公之事，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74年，此时老聃如果活着，也在二百岁左右了，哪能西出入秦呢？此时只有太史儋才有可能。因而为关令尹著书者，非太史儋莫属。司马迁所说的“老子”的族人谱系、官职，绝非凭空杜撰，但它只能是太史儋这位“老子”的谱系，而不可能是老聃。否则就会发生“前辈老子的八世孙与后辈孔子十三代孙同仕于汉”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如果说，为关令尹著书五千言的是太史儋，那么反过来说，两千言《老子》岂不必然出自老聃？何况其中的春秋印痕，五千言《老子》中的战国印迹，比比皆是（详论文之三）。

还有三种论点不敢苟同，或值得商榷：其一，道家言论选集论。有人提出传世本《老子》不一定是太史儋所作，而是“道家言论辑选"，“条录道家传诵之格言，采自他书精语，荟萃成书”。此论实际上把大史学家所肯定的史实给一笔勾销了。司马迁对老聃之籍贯乡里、与孔子的交往，言之确凿。对另-位“老子”太史儋，也记述了他的某些活动，并详记其族谱、后代官职。他虽没有说清楚究竟哪个是真老子，但其列举之史实，是不好凭空否定的。五千言《老子》，免不了采集某些箴言精语，但它的基本思想出自有着相同经历的大师，等闲之辈编编摘摘怎么能够出此宏文巨著？所以只能是老聃奠其基，太史儋总其成。他们两人的史官职司，“历记祸福存亡成败之道”，才能使他们能够合著一本书，这绝非局外人所能染指。

其二，“学派著作集”论。即五千言《老子》类似《管子》、《庄子》，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而是集众人之所成。固然楚简《老子》证实了“非出于一人，成于--时”，但《老子》不同于《管子》、《庄子》。《管》、《庄》既有管仲、庄周的原话原作，也有稷下学者及庄子后学的著述。而《老子》之篇幅为《管》、《庄》二、三十分之一，仅只五千言是不可能成为“学派著作集”的，只能是一两位思想巨匠的结晶。何况，司马迁没有怀疑有几个管仲，几个庄周，更没有详记其族谱后代官职。所以，著作集之论也是凭空的类比推测，随意否定司马迁所肯定的史实。

三，待证。也许有人会说，最后坐实简、帛两类《老子》的作者，还有待进一步的出土文献。有更多的出土文献能证实上述“著作权”之论，自然再好不过。但是似乎应该考虑一下，能举出什么证据证明五千言《老子》不是太史儋之著呢？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老子列传》中关于太史儋的部分需要改写呢？看来还不可能找出任何证据。难道《史记》的任何史实都有待文物出土证明？

最后不得不稍稍引证一个侧证：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类似《战国策》的帛书。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二十七章，--万一千多字，大多属苏秦、苏代、苏厉的书信言行。其中60%不见于《战国策》与《史记》，这“可能是汉高祖或惠帝时的写本”，即司马迁同时代的文献。它竟为司马迁所未见。因而它对《战国策》、《史记》来说，“大有补缺订误之功”。比如《史记》把苏秦之死列在张仪之前（公元前320-前314年），实际上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记•苏秦列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其所依据的“全是后人虚构的游说词”，是那些纵横家用以练习游说的脚本。（见《战国纵横家书》123、168、175页，1976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这完全是当时书写传媒、文化诸历史条件限制了司马迁的见闻的结果。如果他能见到这批未见之帛书，那么《史记》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之失误的。由此可见，如果司马迁所见的不仅仅是五千言《老子》，而且还有两千言《老子》，那么他会毫不迟疑的判定前者为太史儋所著，后者为老聃所著，他的《老子列传》会写成另外一种模样。如果司马迁所看到的只是两千言《老子》，而非五千言《老子》，那么他也绝不会把韩非与老子列入同一传中。这恐怕没有疑义吧？

综上所述，老子其人有二：第一是真老子，“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仁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第二是托名老子，即西出函谷关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这大概不应该再加以否定吧？

既然有春秋时代的老子，又有战国时代的“老子"，显而易见楚简《老子》必须根据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加以诠释，那么帛书《老子》岂不是也有一个必须根据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重加诠释的问题吗？

二、老子其书及其变形

武汉之罗浩、李若晖先生，将已知《老子》按时期分为四类：

（1）郭店楚简（老子》为形成期《老子》；

（2）战国末西汉初之帛书《老子》为成型期《老子》；

（3）汉唐严遵（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本、王弼本、傅奕本为定型期本《老子》；.

（4）嗣后为流传期本《老子》。

这种划分比较科学，基本正确，但是（3）、（4）两类还必须加上“变形”二字，即定型期变形《老子》与流传期变形《老子》。因为帛书《老子》已经证明了其后诸今本《老子》已经变了形，而楚简《老子》又进--步证明了这种变形：

第一、篇次被颠倒；

第二、篇名不符实；

第三、约四分之--的分章不符古意；

第四、章序被调整、颠倒，因而章序混乱；

第五、约有近140句文句被纂改。

这种变形看似小事，实际上对《老子》来说事关重大。因为变形造成《老子》四大问题：一是头重脚轻。由浅入深的开头，变为玄奥难懂的开头；结尾却杂乱无章。二是有头无尾。在先秦、汉，书序置于书末，章序错乱掩盖了作为序言结语的章。三是造成部分章误解、误释。四是文字纂改掩盖某些重要论断。如“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候王安守无名”、“吹者不立”等论点不见了。

为什么《老子》会出现变形？因为历史上唐玄宗曾几次下旨钦定《老子》的“道”上“德”下篇次及八十一章的分章（见《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全唐文》卷三十一、《道藏•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拙书《帛书老子释析•绪论》对此作了详细考证）。不仅唐玄宗之后诸本《老子）遭到变形，而且连唐以前之严遵、王弼本也统--被施变形手术（拙书《帛书老子与老子术》有专题考证）。如果没有圣旨，而且几次下旨，一部著作是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变形的。

值得庆幸的是，1973 年帛书《老子》出土了，它为矫正今本《老子》的变形畸形、订正其谬误提供了铁证。过了二十年，楚简《老子》又出土了，它为《老子》的分篇、分章提供了最原始的证据，也有利于《老子》的正形。

三、释读校注楚简《老子》

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校正其结构布局，二是释读校注其文字。

流传年代越久，传抄次数愈多，讹误出现的机会就越多。楚简《老子》尽管还不能说是原始祖本，但它目前乃是“六最”本：时代最古、手迹最真、被传抄之年代最短、传抄次数最少、因而失真最少、最为接近古貌。如何研究消化它？如何校注释读？看来最主要的办法是简、帛两本《老子》的比较。校勘学称这种比较为“他校”，当然还有与其他楚简文献的比较，以及楚简《老子》自身的“本校”。因为仅只楚简《老子》这一-孤本，是不可能“对校”了。那种收集历朝历代各种版本的《老子》，考核字句的异同，用后世文献比较优劣的传统手法，也显然不行了。

比较不仅仅是文字的比较，而且是--种“综合”的比较。套用一句现代话叫“综合治理”。而首先应该是结构布局的比较，这是被历来校勘《老子》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1）比较书名、篇名。有名还是无名？什么样的名？产生什么后果？不能不比较。

（2）比较篇次。孰上孰下？孰多孰少？孰为原始？敦为后来的改造？后果如何？

（3）识别各种分章符号。比较楚简、帛书今本分章，孰优孰劣，产生之后果。

（4）比较简、帛两本的章序，再比较今本章序。

（5）比较楚简、帛书、今本有无序言、结语。《庄子》、《史记》《汉书》之序言均置于书末，《论语•尧日》近似结语、序，也是置于书末。楚简《老子》有缺简，已看不出序言，帛书、今本《老子>有无序言、结语？此事也不该忽视。

看来，比较简、帛两本《老子》，对认识校正其结构布局是大有好处的：

第一，篇名之正名。楚简《老子》并无篇名，帛书《老子》甲本也无篇名，乙本篇后标有“德”、“道”及字数，后来诸今本均于篇前标出篇名“道经”、“德经”，这就名不符实了。其实上、下篇皆为道德混说，单定何篇为“道经”，何篇为“德经”，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误导、误解。

第二，端正篇次。楚简《老子》也是上、下两篇，上篇章多，下篇章少。虽然楚简《老子》由甲、乙、丙三组竹简组成，但冠以“甲”、“乙”、“丙"之篇名则不妥，既不符原貌，且容易引起误解。理由有六：

（1）楚简《老子》之“甲”、“乙”原合编于一册，“丙"居另--册。可见“丙”不能与“甲”、“乙”平起平坐，只能作为附录。

（2）“甲”、“乙”两组竹简之长度虽相差1.7厘米，形制略有区别，但编线槽之间距完全相同，这样才能合编-一册。而竹简之长短与形制略有不同，在古代极可能是用以区别上、下篇的标志。因此楚简《老子》始初也是分为上、下两篇的。

（3）“丙"组竹简比“甲”、“乙”要短五、六厘米，而其长度、线槽间距、“形制与书体”均与《太一生水》篇相同，“原来可能合编一册”（《郭店楚简墓竹简•太--生水》篇前说明）。如果原来是“完整”的楚简《老子》的一部分，为什么另居一册呢？

（4）“丙”内容、简数都少，而且从与“甲”重复的章看，文句也有所不同。文字既有所增加，加之字体不同，显然晚于“甲”、“乙”。因此，“丙"极可能是抄留备用之文。又因为“乙”之竹简数不及“甲”之一半，所以必然有缺失，焉知这些缺简不就是“丙”中其他非重复的章？

（5）“丙”与《太一生水》合编成册，事出有因。李学勤先生认为《太一生水》为关尹遗说，这有《庄子•天下》所言为证：“关尹、老聃主之以太一”。可见关尹与老子有关。所以这才将“丙”与《太一生水》合编成册以为附录的吧。后者不能与“甲”、“乙"平起平坐，前者自然也不能了。这又证明了始初《老子》也是由上、下两篇组成的。

（6）尽管“乙”可能有缺简，但上篇（“甲"）章多、下篇（“乙”）章少之格局，楚简《老子》时已经是这样了，这与帛书老子》同；而今本诸<老子>则颠倒了过来，上篇章少，下篇章多。它证实帛书《老子》之篇次正确无误，而今本《老子》颠倒。也证明楚简《老子》虽然“丙”不得不纳入，但冠以“甲”、“乙”、“丙”之篇名则不妥，不如冠以“上”、“下”、“附录”之篇名为好。

第三，正确分章。分章不当，会模糊文义，产生误解。楚简《老子》提供了最原始的分章证据。它不像今本《老子》那样分章，而是用小方块、一横杠、空格、弯钩加以标明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分章概念、规定，所以分章符号难免不五花八门，而且与断句符号、重文号相混淆。但认真细心，是不难发现楚简《老子》之分章符号大大多于帛书老子》甲本。而帛书《老子》乙本取消了任何分章符号，显然是一种退步。今本诸《老子》分为八十一章，虽然比帛书乙本进步，但不少章之分章并不符合古意。楚简《老子》的分章符号可以肯定和补充帛书《老子》甲本的分章点，使之趋于完善。同时也可以了解今本《老子》的分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些对正确地全面地理解《老子》大有助益。

可见，楚简《老子》也是帛书、今本《老子）的“校正器”、“整形器”

文字的释读训诂比较复杂，这里问题更多，困难不少。十分感谢古文字学家，他们细致艰苦的工作，将楚简缀合得严丝合缝，简与简之间无法衔接的，也安排得较为妥贴。而且为我们基本上正确地释读出楚简《老子》及其他文献。尤其是字形、字音方面的释读，这是非专业的我辈所不能胜任的。虽然目前还有一些字未能释读，或个别字的释读还值得再推敲，但总的大问题是如何在古文字专家释读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道家思想的义理去释读，尤其是如何正确识别大量的假借字。这种释读，仍然离不开比较。一经比较，就会发现《帛书老子》甲本最接近楚简《老子》，乙本次之，今本更次。

另外，还会发现楚简《老子》也已经有了明显的错字、夺字，虽然极个别。而有趣的是，年代仅次于楚简《老子》的帛书《老子》，已经开始以讹传讹了，而且是惊人的讹误。比如帛书今本的“治人事天莫若啬"，历来被理解为：治理人民事奉上天，没有比吝啬精神更好的。这种荒唐绝顶的解释，竟然畅行无阻了两千多年。楚简《老子》则是“给人事天莫若穑”——给予人民事奉上天，没有比务农更为重要的了。两种论断，相差何止千里？又如楚简《老子》“势大象，天下往”，是说势大人从，天下归之。帛书、今本则为“执大象，天下往”，这就成了执守大道，天下归从。历朝历代执守大道的人所在多有，如果无权无势，天下能归顺吗？还有许多增减一字、一句、数句，往往能代表--个时代的一种主张，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主张。如此一字、一句千钧的文字，还有不少。总之，楚简《老子》对于老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老子》诸本的校勘注释，可谓无价之宝。

目前进一步释读与深入校注的难关在识别大量各种各样的假借字。对于假借字，单有字形字音的释读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从义理方面去释读：

（1）同声假借字。有不少字古同声，今则不然。如“溺——弱”，“可——何”、“亚——恶”，“差——佐”，古同声，可以假借，今则不同声，不能假借。那么楚简之“弱"、“可”、“亚”、“差"，究竟是本字还是假借字呢？仅有字形字音的释读，那是绝对不够的。

（2）一字多借之假借字。如“可——何——呵”皆可声，又如“能”通有、通宥、通佑，“桑——噪——燥——躁——澡”又都同音同声通假，只释读字形字音是不够的，更不能图省事，框套帛书、今本《老子》。

（3）省写、简化之通假字。如“啬——穡”、“女——如”、“兑——脱”、“敢——嚴”、“呈——程”“青——静.....这里又有如何辨认本假字的问题，弄不好也会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

（4）古通假字。如“才——在——哉”、“命——令”、“令——命”、“视——示”、“志——识”、“立——位——莅”、“化——货”、“亡——忘——无"....这里也会出现一字之差，含义大变的问题。

如此等等，略举几项罢了，其他还有很多。这些假借字，在哪--章，哪一句话，是本字？是假借字？假借什么字？都必须进行排比比较，多方案考虑，一再酌斟，谨慎识别。第一步是字形、字音的释读，第二步是义理方面的认识释读，从道家思想角度去权衡。据笔者多年研究帛书《老子》的体会，认为有三点很重要：

第一，首先必须弄清楚《老子》（楚简、帛书、今本）的进言对象是谁？《老子》中的“我”、‘吾”、“圣人”究竟指谁？是士子百姓，还是侯王、“以道佐人主”者、执政者”①。作为史官的老聃、太史儋，主要职司就是向候王、执政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除了记言行、献典籍、备咨谋之外，就是进箴谏。楚简、帛书《老子》岂不就是向候王、执政者等最高层人物的进言吗？它与《论语》不同，那是对学子的教导。对象搞错了，就会错误百出。

第二，必须反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政治大背景、战争大背景、经济大背景、文化大背景。弄清大背景，再去权衡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应该读什么，怎样训释，也就不难了。

第三，验之以先秦文献。“近古必存真”。用唐、宋的文献是很难释读楚简、帛本《老子》的。而在各种字书中，唯有《说文》最古，尽管它问题多多，但毕竟还是极有用的、舍之不可的拐棍导引吧？！

总之，既不可挖空心思标新立异，也不能千方百计框套帛书、今本，而主要是实事求是，不削足适履，囿于旧见。其原文不可更改，凡显错显夺显衍，标之于侧。凡另有释读，亦注之于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验之历史必顺，度之思路必通。如此，一本可读性强、时代最古、源出于李耳老聃的、原汁原味的《楚墓竹简老子》，会显现于读者。而不久一部源出于太史儋、经过重新诠释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也会以更正确的分章，更正确的文字诠释，显现于世人。历史大背景的改变，加之还有楚简《老子》的校正，重新诠释的帛书《老子》，必会有另一番新面貌。简帛两本《老子》会一步步地成为今后阅读、研究老聃与太史儋思想学说的主要传本，这将是无疑的。

1999年12月12日

（载于《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全文转载）

①楚简{老子》的“王”、“候王”五见，“圣人”、“以道佐人主者”十四见，相当于以上：两类人的“吾”、“我”、“君子”八见。只有他们能懂得老子在说什么，“老百姓哪里懂得它半句"（郭沫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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