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顗——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的智者大师

方光华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智顗，世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

智顗——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的智者大师

作者：方光华

一国破家亡皈依佛门

智顗，俗姓陈，字德安，生于梁大同四年（538）。他祖籍河南许昌，西晋末年，因避战乱，其远祖迁居荆州华容，他的父亲陈起祖是一个文武兼资的人物。天监中（502—519），梁湘东王萧绎在荆州上任时，曾聘请陈起祖为宾客，陈起祖在辅佐萧绎经营帝业的过程中被封侯。

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子。他任荆州刺史时的官衔是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他指挥的地区：东至今天湖北省接江西省之界，南至湖南云南边境，北至襄阳，西至陕南的汉中。除了四川全境，由他弟弟萧纪统治外，长江上流重镇，全部归他管辖。江东政权本来就是“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军府）于荆州”。从东晋以来，江东政权就是依靠扬州和荆州的军事势力维持统治。但太清元年（547），梁武帝为接纳西魏侯景之降，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领扬州主办军队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所败，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加之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乱，于太清三年（549）三月攻入建康，至公元551年十一月，侯景在连续废除萧正德、萧纲、萧栋几位傀儡之后，自立为帝，长江下游在混乱中已经丧失了军事能力。荆州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萧绎有了称帝的野心。

萧绎在公元548年听到建康被围时，并没有派遣大军援救父兄。在梁武帝被围困的日子里，梁援军自西方至者有二三十万人，而荆州却只派步骑万人东援建康。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派大将王僧辩率领舟师万人继续增援。可是不久台城被侯景攻破，荆州的舟师也被侯景接收过去，只有王僧辩等将领数人回到江陵。不久，梁武帝死了，武帝的儿子除被侯景软禁的萧纲之外，最有威望的是萧绎的三兄萧纶。他在侯景起兵时被任命为北讨大都督，总督诸军北讨侯景。及台城被攻破，萧纶逃往会稽又从会稽逃往郢州（武昌），被推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反抗侯景的盟主。萧绎却派王僧辩率水军万人，进逼郢州，逼走萧纶。萧纶逃至汉东。这时西魏派大将杨忠略地汉东，萧绎派使臣去同杨忠接洽，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西魏的盟约，目的在于要求西魏消灭萧纶。不久，西魏军就在杨忠的指挥下，擒杀萧纶，投尸江岸。

萧纶死后，在益州任刺史的八弟萧纪又成了萧绎的消灭对象。萧纪自大同三年（537）被任命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到了大宝三年（552），镇守梁、益已经十六个年头。有精兵四万，马八千匹。他在梁武帝死后，萧纲被杀（551年十月），即位称帝。率水军沿江东下，以讨侯景为名，想到建康重建梁政权。萧绎见萧纪东下，又派使臣向西魏请兵，说：“子纠亲也，请君讨之。”萧纪虽然是我亲兄弟，但请你消灭他。西魏遂派大军攻下梁州，接着进兵取得益州。萧纪还没有到江陵，后方已失，前面又遭萧绎狙击。不久萧绎生俘萧纪，杀之于巫峡口。

萧绎翦除兄弟的势力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梁、益既失，襄阳又被西魏所控制，江陵已危如累卵了。而此时侯景出兵攻取江州、郢州，向江陵逼进，景军推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萧绎命王僧辩击退景军，收复江州、郢州。公元552年三月，王僧辩又大捷于姑熟（安徽当涂），乘胜进抵建康，消灭了侯景。萧绎的大哥萧统的孙子萧栋兄弟三人本已被侯景监禁，这时逃奔荆州军，但在萧绎的指使下，王僧辩把他们兄弟三人沉水溺死。

侯景既破，萧绎就在公元552年十一月于江陵即帝位，是为梁元帝。大概是陈起祖在萧绎经营帝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较突出的作用，萧绎在赏赐有功文武臣僚时，没有忘记陈起祖，拜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

在陈起祖被封时，陈德安才十五岁。十五岁的少年是否能够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一血腥事变，现在不得而知。但也许他对萧氏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有所感受，他有一股超脱人世束缚的强烈愿望。就在他的父亲荣封侯爵的这年，他却要求出家。这一要求当然没有得到他父母的支持。

一个人在家族荣显之时要投靠佛门，求得清净，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陈德安（后来的智颤）要投入佛门，最可靠的推测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的阴暗污浊已经深为不满。他希望脱离于现实生活的愿望，致使他在白天也产生幻觉。他在十五岁时，“稽颡礼佛，恍焉如梦，见极高山，临大海曲，有僧举手接上云：吾当居此处”。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对佛教经典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附近寺院僧侣只给他口授过《普门品》，但他对经典往往能够自通文句。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感。萧绎苦心经营的帝业不过是过眼烟云。萧绎即位之初，人户著籍不足三万，江北诸郡，多被东魏侵占，梁、益两州，已全部并于西魏，雍州一带又成为西魏附庸，处境已非常艰难。而本来向西魏称臣的萧绎，做了皇帝之后，就不再称臣。西魏派遣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接待宇文仁恕时礼节不热烈，并向他表示，梁已统一，西魏所侵染之梁、益两州和襄阳等地应归还梁国。西魏君臣听后自然十分气愤，他们不但不想归还梁、益两州，还想吞并江陵。公元554年九月，西魏执政者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南攻江陵。十一月十四日，西魏大军包围江陵，二十九日破城，俘虏并处死梁元帝萧绎。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被西魏分赏给将士作奴婢，驱归关中。

在江陵失守时，陈起祖一家遭到家破人亡的厄运。德安“二亲殄丧”，“亲属流徙”。德安被迫北度硖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投靠舅氏。家破人亡的切身经历更加坚定了他投身佛门的决心。他向他的哥哥陈针（当时任中兵参军）表示了他的志愿。他的哥哥对他说：“父母刚离开我们，你现在又要出家，我怎么能舍得你离开呢？”德安跪着回答说：“过去梁荆是多么强盛，但你已亲眼看到，它一朝就成了西魏的仆妾，原来要统一天下的野心恐怕现在连统治一个小小的角落都不可能了。我觉得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并不一定是我们天天糊里糊涂地生活在一起就会有好处，关键在于要追求‘道’，要搞清生活的意义。我现在志向已定，恐怕不能再改变了。”他的哥哥听了之后，只好同意了他的选择，并命他到衡州（治所在今衡阳）找他们父亲的故旧、湘州刺史王琳。经王琳的支助，德安在湘州果愿寺出家，法名智顗。这年他十八岁。

二南北求索了悟佛法

在智顗出家时，江南政局还在剧烈变化。西魏把江陵这座空城留给了萧统的第三子萧詧，王僧辩、陈霸先则在建康拥立萧绎的第九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太平二年（557）九月，陈霸先在打败王僧辩勾结北齐的企图，消灭王僧辩和入侵的北齐军队之后，废敬帝自立。但当时江东政权的号令还是不出建康千里之外。盘据湘、郢二州的湘州刺史王琳，一方面拥立萧绎的七岁孙萧庄为梁主，另一方面又勾结北齐、北周，联军东下，进犯建康，但被继陈霸先为帝的陈文帝陈蓓打败。陈文帝遂于公元560年收复了江州、郢州，削平了长江中游的割据势力王琳，初步巩固了江东政权。

在公元555—560年智顗十八至二十岁这段时期，智顗的求道活动主要在湘州和衡州。他在果愿寺沙门法绪的教导下，学习佛教律仪。后又诣慧旷律师，拜他为师，弄懂了佛教戒律的基本道理。不久他又到衡州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并进修《方等》。在研读佛教经典过程中，智顗“心神融净，爽利常日”，他完全陷入了对教义的沉迷。

当时江南佛教已经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发展。在齐梁之际，随着对佛性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对般若学的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姚秦时期罗什、僧肇诸人在关中的弘播。当时南方绝大多数佛教信徒在理论上都能明确地把佛的法身及其所代表的境界视为诸法缘起本质的抽象和证悟。如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解法身义令旨》就对不可智知、不可识识的诸法本质有基本遵循般若空观的说明。而参与讨论的十一家，有的论点的深刻性还超过了萧统。般若学的广泛普及就其对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来说，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是它以思辩的形式否定了人们积极探索理想政治的努力。这早在僧肇依据般若空观来批评“六家七宗”的本体论并终结玄学的理论命题时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反映。既然现实存在都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诸法（各种现象）的本质是不可言状、超言绝虑的真如，那么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绝对合理的政治原则、伦理原则。佛教经典就是这样打消了人们从现实角度思考问题的努力。“贪欲即涅槃，恚痴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无量佛道”，人们不必再为某些固定的标准而束缚自己。第二是它在否定人们追索理想政治、人伦准则的同时，又提倡人们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应该有领悟宇宙最高真理的志愿。在佛教传人之前，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只有道家非毁儒家对于政治和人伦的理想信念，提倡人们从宇宙根源性的“道”去考虑人的生存方式。但佛教般若空观把道家的这种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它根本否定包括道家宇宙生化之道的终极价值，号召人们从对现实存在彻底的否定性思维中确立人的精神世界。

般若空观对于化解南北朝时期人们心理上的某些症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南北朝时到底应该怎样发展？一些门阀世族主张提高符合人性的伦理规范的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提高孝道，贬低忠道，加强家族伦理，淡化政治伦理。而佛教则从理论和行动上贬低忠孝。按照佛教的理解，凡一切没有超脱轮回之链的众生，都是轮回主体伦理行为平等的对象，而且轮回主体的果报不受其它因素决定，它主要取决于主体业力的影响。这一方面有利于突破伦理纲常的限制，也有助于冲破门阀世族家族伦理的价值取向，还不会导致非道德主义和享乐主义。它对于解放当时人们思想有启示作用。智顗也许就是受这些因素影响，终于超越了家族伦理规范的限制，要去追求“道”这种最高的真理。

梁、陈之际，江南佛教在般若空观的渗透、陶冶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以佛性为核心构架佛学体系的企图。最先明确表示这一企图的是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它把佛性视为心识之神明，认为心识有神明、无明两个方面。心识神明是成佛之本，显现无为法，无明是障佛之根，显现有为诸法。梁武帝的观点被吹捧为对当时佛教教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大解决。沈绩说连像他这样“至于佛性大义，顿迷心路”的人读到此论后也廓然开朗。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在理论上不见得有多高深，但它显示了一种从佛性出发构架佛学理论体系的意图。也就是说，佛教发展到梁、陈之际，已经形成了理论创新的需要，它要求人们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思路来整理、提炼庞大的佛学系统，它需要中国式的佛教理论领袖。

十八至二十岁的这段日子，智顗在湖南初步步入佛法的殿堂时，应该会对梁武帝时期沸沸扬扬的“佛性”义、“二谛”义的讨论的结果发生兴趣，他不可能不触及当时江南佛教界的尖端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关注这些问题，并深入研读经典，才使他形成了对佛教理论的某些独特认识。灌顶在《智者大师别传》所描述的智顗读经感受，实质上就是一种非常沉迷、执著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智顗觉得他把握了某些真理，但又说不清这些真理到底是什么，他还没有能力把它理论化地表述出来，但他觉得精神非常充实，他能够看到精神家园那耀眼的光芒。

就在陈文帝削平长江中游的王琳割据势力的这一年（560），智顗到了光州大苏山。当时大苏山有慧思禅师居住。慧思（515-577），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十五岁信仰佛法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常读《法华经》，因读《妙胜定经》开始修习禅观。他对禅法有心得，悟得法华三昧。三十四岁时（548）在兖州讲禅法，遭猜忌而南行，先到信州，后入郢州。公元553年，他到了光州，公元554年，人住大苏山，在开岳寺、观邑寺讲《大品般若经》，信众日增。在公元558年，他在光城县齐光寺撰《立誓愿文》，叙述自己出家学道、习禅以及在各地游化迭遭诸异道扰乱毒害，因而发心写造金字经本的因缘，立誓修禅解脱法、得神通力、弘扬般若、广度众生的大愿。由于这篇《立誓愿文》的流传，更引起了远地信众的信仰。智顗来到大苏山，据灌顶的说法，是因为智顗“常乐禅悦，怏怏江东无足可问”，似乎是智顗因看重慧思的禅法而来到了大苏山。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陈文帝逼近湘州、郢州，为逃避战乱，智顗只好投到陈齐边境。

但智顗投奔大苏山，对他成为宗教理论领袖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转折。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特点。南朝佛学重视思辩，而北朝佛教重视躬行。佛教的理论发展需要思辩和躬行相统一，需要扭转南义北禅的局面。而北朝禅师慧文、慧思本身也在禅法中吸纳般若学内容。灌顶说慧文的禅法“一依释论（即《大智度论》）”。慧文曾把大品般若开头所说“修习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归为“一心中得”。这种思路影响了慧思，慧思将慧文结合禅法与《般若》经的做法发展为结合禅法与《法华经》。他认为只有以心法为基础才能讨论诸法实相，心法可以分为根本心识和枝条心识二类。六识为枝条心识，是心之相，六识的本体为根本心识，是心之性，亦称如来藏。慧思的这种说法，很可能代表当时一部分习禅者的心识观，也体现了他们根据各人亲身体验来沟通佛法大系的努力。但这种做法也很容易引起保守原有禅法传统的反对。达磨的弟子慧可和慧文的弟子慧思的禅法在北方先后受到排挤，就是因为他们的创造性破坏了原有禅法传统。

智顗来到大苏山，有幸师从了北方富有创造力的禅师之一——慧思，这一方面使他有条件弥补南方和尚禅法实践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为条理佛学体系找到一个切实的基点。灌顶描绘智顗拜见慧思后的情形说：

慧思在了解智顗的志向和心得后感叹地说：我跟你就像在数世以前同听佛祖讲《法华经》一样，对于佛法真理的探求的心情是非常相契的。于是他将自己的禅法体会教导给了智顗。智顗根据他的指导，不分白天黑夜，研习《法华经》，切柏代香，柏尽继之以粟，卷帘进月，月没燎之以松。诵至《药王品》，身心豁然入定：遂修禅法。还照《法华》，经典中的理论无不通达，诸法的实相无不明彻，如高辉之临幽谷，似长风之游太虚。

智顗很快就掌握了慧思的方法。当他把自己的体验向慧思禀告时，慧思更为开演，“大张教网，法目圆备，落景谘详，连环达旦”。慧思又向他展示了一个以心法为基点的佛教诸法体系。智顗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他突然觉得缠扰在他心中的许多问题都已迎刃而解，而他以往的心得体会又都得到了恰当的证明。他遂更加用功，不久，就取得了非凡的进步。“问一知十”，“观慧无碍，禅门不壅、宿习开发，焕若华敷”。连他的业师慧思也感叹地说：“这种境界除了你以外不可能有人这么快就能够证得，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你现在进步的程度。你现在已经获得了法华三昧前的方便，纵使有千千万万的经师，来跟你讨论佛法，你也不要担心，你现在能够在说法人中取得第一的地位。”

在大苏山，智顗向慧思学习了大约八年。慧思对他的进步非常满意。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智顗代替慧思向信徒开讲，除了个别义理尚需向慧思请示之外，其它都可以自裁。慧思有时也去听智顗讲经，听了曾经高兴地说：“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智顗曾经师从的慧旷律师也来听讲，对智顗也非常推重。

大苏山八年苦修对智顗后来创立以《法华》为中心的天台宗学说，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金陵传道初试锋芒

公元567年，慧思决定从光州前往湖南，入住南岳。在临行前，他对智顗说：我很早就有到南岳衡山修禅的愿望，一直担心我的禅法没有人可以继承。现在你已经得到了其中的大概，很符合我的本愿。我打算去南岳，你不必跟随，只要按照我的禅法随缘化物、培养后代就行了。千万不要让我的禅法在你身上就断绝流传。次年（568）慧思带了徒众四十余人前往湖南，入住南岳，在那里继续提倡修禅。在陈地得到大批信徒。陈主也迎他到陈都建业，住栖玄寺，讲《大品般若》。他很感慨当时南地佛学界偏重理论，轻视禅观，于是双开定慧两门，日间谈理，夜间修禅，同时讲说禅波罗蜜。陈主尊他为大禅师。倾动一时。后又还住南岳，继续传授禅法。陈太建九年（577）卒，计在陈传道共十年。

智顗既不得随慧思入住南岳，遂同法喜等二十七人一同东下，到达陈都金陵传弘禅法。当时陈文帝刚死，其子陈伯宗继位，是为陈废帝。其后三年（569），文帝弟陈顼废伯宗自立，是为宣帝。智顗在当时选择了陈的都城作为宣传禅法的首要目标，可能是慧思与他师徒二人精心考虑后的结果。他们师徒所创立的禅法要融汇义理与实践，这不符合北方禅僧的传统。而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公元560年即位后，表面上“常自晦迹”，不露声色，实则已经酝酿抑制佛教发展的政治气氛。他常常提倡儒学，与佛道二家讨论佛道二教的弊端。相对来说，陈政权此时还保持了相对稳定，同时又有比较普遍的佛教义理素养，很适合融禅理为一体的新禅法的传播。当然选择陈国，智顗或许难免也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陈文帝毕竟是削平支助智顗出家的王琳势力的人，他的父亲陈霸先还曾经取代了智顗父亲陈起祖曾经为之奋斗过的梁政权。但智顗一想到萧绎（梁元帝）的龌龊行为，他被杀和梁的灭亡也许是罪有应得，他的父亲陈起祖和故旧王琳只不过是促成佛教最高真理显现出来的法缘，是条件之一。而且陈文帝逼进湘州，还促使他有缘拜见慧思，使他朝佛法真理大大迈进了一步。一想到这些，智顗感情上的纽结就随而解开了。

在公元567—569年的三年（智顗29—31岁）间，智顗与法喜等人的传法工作逐渐取得很大进展。也许是人微言轻，也许是理论过于高超，总之，在他们刚到金陵时，“知音者寡”。但经历了三次事件之后，智顗的名声开始远播。

第一件事是老僧法济问禅悦。法济自矜为南朝禅学栋梁，他问难智顗说：“曾经有一人人定，感知摄山发生动震，并知道僧诠已经谢世，这是何种禅？”智顗回答说：“这是边定不深，邪乘暗人，如果这样修禅，必定没有好结果。”法济听后惊叹地说：“我自己曾经修习得到这种本领，曾向灵耀则公说起，但则公不能解释。说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这种

功能。今天我真是听到了从没有听说过的东西，你不但真正了解法相，而且还能照见人家领悟佛法所达到的地步。”于是他把此事告诉了他的从侄何凯。经何凯的传播，智顗声驰道俗，向他请教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第二件事是与大忍法师在蒋山论道。大忍法师是梁陈两代有名的义学师匠，他一般不与人交接。有次他与智顗在蒋山讨论佛法，两人观慧纵横，大忍涵润经论、左右逢源，智颤随机设对，词锋犀利。听众如醉如痴，慨叹闻所未闻。大忍感叹地说：“智顗的论点并不是从文疏中导出，而是随机应变。看来他确实对佛法有心得，才会使他对佛教的理论问题都能洞知其要害。他的这种做法是符合般若空观的方法原理的。我能在与他的辩论中得到启发，使我老疾而忘疲，真是有幸。”大忍的这番评论又使智顗的声誉进一步提高。不但有人向他请教，还有人想请他主持某些佛教胜地。连仆射徐陵，亦对他毕恭毕敬，“资敬尽节，参不失时序，拜不避泥水，若蒙书疏，则洗手烧香，冠带三礼，屏气开封，对文伏读，句句称诺。”

第三件事是与慧荣、法朗弟子辩佛法于瓦官寺。小庄严寺慧荣对智顗很不服气，与他公开辩论。他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教义问题，但智顗一一予以回答。慧荣深感智顗思维的敏锐。由于内心紧张，一不小心，手中的羽扇也落到地上。法岁法师当时与慧荣坐在一起，拍着他的背说：“你从来就是佛教理论界的权威，现在却如同降伏的驯鹿，你的羽扇都掉到地上了，我看你用什么东西来遮羞？”慧荣回答说：“我这次是因为轻敌失势，我还不至于窘到像你所说的那个地步。”在与慧荣辩论后不久，兴皇法朗派了他的得意弟子来与智顗讨论佛法。兴皇法朗长期研究般若空观，是富有成就的佛教专家。智顗与法朗弟子的讨论达数十天之久。但最后还是智顗获胜。法朗的弟子留在瓦官寺，跟智顗学禅法。

智顗在金陵初试锋芒，证明了他的业师慧思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辩论中，智颚不完全按照经典文疏，而是根据自己的修禅体会来整理佛教教义，而他所说的观点连那些饱读经典文疏的佛教理论权威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这充分说明佛教教义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从文字上找根据，还必须有理论家们的自我体验。在驳倒一系列佛教理论权威的过程中，智顗依靠的是他在慧思那里学得的禅智。由于智顗融禅定与义理为一体，他所谈的佛法自然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学行如一的高僧，不是一位空头理论家。人们崇拜他就十分自然了。

公元569年，智顗三十一岁，陈宣帝夺得了帝位，并开始经营夺取淮南的计划。大约在这时，智顗的声望上达宸听，陈宣帝开始注意这位和尚。当娶陈武帝会稽长公主的沈君理请智顗到瓦官寺讲《法华经》时，陈宣帝诏令停一天朝集，让群臣去听智顗讲经。在这次讲经中，听讲的有仆射徐陵、光禄王固、侍中孔奂、尚书毛喜、仆射周弘正，这些人都是朝廷公卿之首。这么多的人去听年轻的智顗讲经，真是气势非凡。

陈宣帝是位有一定抱负的皇帝。但他经营淮南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为打击北齐，北周也有联陈的愿望。陈宣帝没有认识到北周利用陈王朝出兵淮南牵制北齐进而吞并北齐的用心，于太建五年（573）开始北伐，于公元575年大败齐兵于吕梁（今江苏徐州市东南50里），尽复淮南失地。因为陈宣帝的主观要求就是划淮而守，北伐并没有继续。而北周武帝却伺机出兵，于公元576年消灭北齐，统一了中原，这时陈宣帝再想争夺徐州、兖州，自然就与北周形成对立，北周与陈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智顗在公元569—575年陈宣帝的这段难得的升平时期里，兢兢业业地向各类信徒传授禅法。他主要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但传法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收效不大。据说起初在瓦官寺只有四十人坐禅，有二十人得法，其后有百余人坐禅，二十人得法，其后有二百人共坐，只有不到十人得法。越到后来，跟随智顗学习的人就越多，但得法的人却更少。智顗也许感到金陵太过繁华，升平之世人们往往感受不到人生意义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使人们不能认识到安定生活中所隐藏的危机。在太建七年（575）陈收复淮南这一表面上的鼎盛时期，智顗决定自行化道，到偏远的天台山“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金陵的皇帝和百官都百般挽留，但智顗还是毅然直指东川。这年智顗38 岁。

四沉潜天台再求精进

太建七年（575）秋九月，智顗来到了天台山。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内。当时已有一些禅僧在此修炼。当智顗同慧辩等二十余人来到天台山时，受到了定光禅师等人的热烈欢迎。

智顗在天台山一住十年，直到陈后主至德三年（585）才离开天台重新回到金陵。

在天台的十年间，智顗先后做了许多事情。首先是他闭关苦练，在禅定上有了更高的境界。天台山上有一峰叫华顶峰，地势非常险峻。智顗一到天台，就离开跟随他的徒众，独自来到峰顶，进行苦修。夜晚，他听到大风将树木拔起的声音，又感觉到惊雷震动了山脉，各种各样的魑魅呈现在眼前，比降魔变文中所绘图画状魔鬼还要可怕。但智顗湛然安心，而逼迫之境也自然散失。他体验了在孤寂的山顶独自一人面对诸法逼迫的感受。但当他克服了心中对于恶法的恐惧时，他死去的父母和同伴又勾起了他对人间温暖的回忆，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强烈牵引。但智顗深念实相，体达本无，最后他又彻底超脱了对人世温情的执著。智顗的这一经历使他在苦行中成熟起来。如果说在慧思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对于佛法的研究与自我体验结合起来，那么，这时他是用整个身心来面对整个现象世界。他将自己的修行与实际生活融为一体，超越了一切矛盾与对抗。他感受到了从来未有的轻松。据说他在华顶修头陀苦行既竟，回到他在天台所建简陋的伽蓝，“风烟山水，外足忘忧，妙慧深禅，内充愉乐”。

天台山的禅修生活起初是比较艰苦的。由于地势僻远，交通不便，加之收成不好，僧众有的还要外出乞讨。智顗与慧绰种植苣笋，拾捡橡栗，并没有感到贫困和忧戚。后来陈宣帝知道了这一情况，遂于太建九年（577）下诏说：

智顗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

陈宣帝将始丰县的赋税拨给智顗，又命两户民为智顗提供劳务，从此天台山的禅修才有了比较充实的物质保障。智顗于是在陈郡袁子雄的资助下开始建构禅寺，禅寺于太建十年（578）建成。经左仆射徐陵的启奏，陈宣帝又敕给了“修禅寺”的寺名。

智顗在天台山对于自己二十余年的宗教实践和宗教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可能在天台山修禅寺比较清净的环境里，他口授或撰写了《六妙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禅波罗蜜次策法门》。

《六妙门》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智顗的最早的著述。它介绍了修禅的六种阶段：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则以止观为核心，提出了一心三观的重要法则。书中说：“若夫泥洹之法，人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知，观则策发神解之妙述；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他认为在进入涅槃大果之门中，止观二法就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是最根本的方法。很显然，这是他从慧思那里学来的师门法宝，也是他在南陈能够克敌制胜的奥秘。智顗还进一步说到：“若行者能修止观，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相，则体真止也。”也就是说，如果能按止观法则修行，最后就一定能够证悟一切现象都是人心的主观显现。如果我们在一心中具备空、假、中三观，就一定能够领悟佛教的最高真理。

唐代有一著名的天台学俗家弟子梁肃，对天台智顗的止观学说曾经这样评价：“夫止观何为也，导万法之理而复于实际者也。实际者何也？性之本也。”意思是说：天台止观学说一方面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还要以此为中心来显露佛教的最高真理。如前所述，梁陈之际，中国佛教界在作佛教创新的努力。为建构佛学理论体系，许许多多的佛教高僧都在提出各自的理论观点。据研究，当时江南佛教在般若空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佛性为核心的般若思辩传统，预示了一心开二门的真如缘起义理方向，而北朝佛教由注重对禅法的实践导致对诸法的实证分析，结合当时部分法相唯识学经典的传播，形成了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体验传统，预示了唯识义理体系。智顗的止观学说，既有南方思辩色彩，又有北方体验因素，体现出他融合南北不同义理方向的特色。他已经站在中国佛教理论的前沿，并已确定了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是他三十八至四十八岁之间的重要发展。

智顗在天台期间，还做过劝化渔民改事他业的工作。由于天台附近有大海，黎民世世以渔捕为业，智顗为此而“运普悲乘”，劝告百姓以慈修身、口、意。他用因果报应的道理启化百姓，又动用当地地方力量，最后使合境渔人改事他业。大约是智顗想巩固他在天台禁止渔捕的效果，他还利用一个偶然的天象向门徒宣告，瑞云遥盖禅寺、黄雀椟集檐宇，是那些得救的江鱼化为黄雀来酬谢众人的恩德。他派门人把这一瑞征向陈宣帝作了汇报。陈宣帝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遂下令天台附近“严禁采捕，永为放生之池”。有了皇帝这道命令，天台禁渔捕的效果大约就巩固下来了。

在天台期间，智顗并没有中断与金陵权贵的联系。在今天保存下来的来往信件中，当时与他互通音讯的有徐陵、毛喜等。自公元575年到公元585年，陈国局面越来越变得恶劣起来。北周于公元576年统一中原后，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陈国。陈宣帝于太建十年（578）二月，命大将吴明彻率水军猛攻彭城（江苏徐州），但后路被北周军队截断，在撤退到清口（江苏淮泗西）时，又遇到周军拦截，结果全军覆没，将士三万余人成为俘虏。只有骑兵数千回到淮水南岸。此后北周就把兵锋转向淮南。到公元579年冬天，江北、淮南之地已不复为陈所有。陈氏江东政权至此摇摇欲坠。公元582年，陈宣帝又谢世，子陈叔宝立。而北周外戚杨坚已于公元581年夺取政权，这位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隋文帝自然就把消灭陈国、统一全国做为他的首要政治目标。

智顗到公元585年时止，已在陈国活动了十八年之久。从陈国子祭酒徐孝克所作《天台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来看，智顗对陈宣帝是很崇敬的。他的传教事业由这位皇帝玉成，他对陈国的处境也很担忧，对于陈宣帝的儿子，他也非常关注。所以当公元585年，陈叔宝即帝位三年之后，当杨坚通过军事反击和离间分化使突厥诸部的威胁解除、腾出手来对付南方时，智顗应陈叔宝之邀，又一次来到了金陵。

五重返金陵抚慰民心

陈少帝至德二年（584），少帝从弟永阳王陈伯智出镇东阳，致书三请智顗，智顗到达后，伯智和他的儿子“咸禀净戒”。此后，经徐陵推荐，少帝前后三次遣敕使，迎请智顗。智顗于公元585年四月在“太极殿”受到“天子躬礼三拜”的礼遇。接着他开讲《大智度论》和《仁王般若经》，少帝“临筵听法，百僚莫不尽敬”。皇后沈氏，请立法名，智顗为她取名“海慧”。皇太子也从其受菩萨戒，真可谓显赫一时。

智顗此次到金陵，金陵权贵们的精神面貌已经大不如前。在宣帝时期，人们关心佛法，好歹还讨论一些佛教比较深刻的哲理，对佛教还能够保持一种比较闲适的心境，能够理解其中的精华。但此时，人们更多地是关心个人的生死问题，关心在陈国即将灭亡这一可怕的必然性面前个人身心的归宿。左仆射徐陵曾将自己心底的秘密向智顗倾诉，他说他有五愿：“一愿临终正念成就，二愿不更地狱三途，三愿还即人中，不高不下处托生。四愿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愿不堕流俗之僧。”这些愿望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于死的深刻恐惧，又反映出他对现实生活的深深留恋，在恐惧与留恋的矛盾冲突中，他非常遗憾没有少年出家，获得消除这些矛盾的佛法奥秘。另有一位典陈国军事机密的毛喜，在智颤还留滞天台时就曾经致书请智顗还返，书中念念不忘对他后代的殷切关注：“弟子诸弟及儿等，悉蒙平安。第二任鄱阳郡，第三为豫章王司马，第四大廷卿，第五人阁度支郎。大儿犹在东宫为中书舍人。仰蒙垂顾。”这些来往书信充分反映了在陈国即将灭亡的必然性面前，人们对于自己的身心和亲属的处境是多么无能为力。他们只有求救于慈悲的佛法，从佛法中寻找精神支柱。

智顗一到金陵之所以受到王公贵族们的崇拜，固然由于他在陈国十八年的宗教生涯中已经牢固地树立起了言行如一的宗教领袖的形象，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陈国到处弥漫的幻灭情绪导致了对佛教的狂热。人们信仰佛教，同时又把对佛教的信仰转移在对活着的宗教权威智顗的崇拜之上。智顗成了陈国士民的精神偶像。

但智顗又能够为这些骚动的灵魂做些什么呢？他对于陈国的命运毫无办法，只有给他的信徒们以最大的安慰。在智顗移住光宅寺后，陈叔宝的太子请受菩萨戒，上书说：

仰惟化导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土，汲引人天，照烛光耀，托迹师友。比丘入梦，符契之像久彰，和尚来仪，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翘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内外两教，尊师重道，由来尚矣。伏希俯提，从其所请，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夜增长。今二月五日于崇正殿设千僧法会，奉请为菩萨戒师，谨遣主书刘蝽奉迎。

智顗满足了他的要求，如期为他授菩萨戒。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人身虽有生死之异，至于精神则永远不灭。天地一成一败，谓之一劫。每劫中都有诸佛得道，出世教化。目前这个世界，一共有千位佛出来。自其开始到释迦牟尼已有七佛，将来的佛是弥勒佛。弥勒佛时，受过菩萨戒以上的人都会摆脱轮回，进入佛国。智顗一方面给这位年幼的太子以廉价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暗示陈的灭亡是不可挽回的事。就在这次受戒仪式中，智顗以特殊的方式寓言“成晚”（陈亡）。

智顗不断地向人们讲经，讲授现实世界犹如火宅、没有任何可靠性的道理，同时又宣说佛教的真理就是依凭矛盾并最后超越矛盾。不管当时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了智顗所说的一切，但人们最后总算明白，尽管陈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会因为陈的灭亡和个人的遭遇而消亡，它是独立的，有它的归宿，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就不会把目前的处境和遭遇当作摧毁自己的力量，反而会把它当作领悟人生意义的条件。这种宣教活动一直延续到公元589 年。

六隋师灭陈踯躅匡山

隋开皇八年（588），智顗五十一岁。三月隋文帝杨坚下诏伐陈。十月杨广（杨坚第二子）受命任淮南行台尚书令，十一月隋军在长江沿线全面出击，开皇九年（589）正月在下游发动总攻。正月二十日，陈后主命主力十余万在建康城东与隋军决战，隋军大胜，当天就占领了建康，俘获了陈叔宝。当时他藏身于景阳井中，隋军用绳子把他拽上来时感到特别沉重，一上来才知道他将自己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捆在一起。两天后，晋王杨广人据台城。隋军纪律严明，获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三月陈国皆平。自西晋末以来分裂近三百年的南方，终于又与北方归为一统。

但智顗在这时却被迫远离这一事件。他策杖荆湘，试图回到他的故地。在途中他感梦而息止匡山。匡山在庐山，其上东林寺为东晋著名僧人慧远所创。智顗在这里憩泊，“时游峰顶，以岁为日，羡玩忘劳”。智顗息止匡山，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梦见老僧请他守护陶侃瑞像。陶侃是东晋有名的重臣，他坐镇荆楚，对于东晋王朝的稳固起了重要作用。智顗在这时梦到陶侃，或许有对这位出身贫寒、孤苦自立、最后建功立业的名臣产生了共鸣，他也许对佛法是否要切实地渗透到军国大事的实际解决中去一度也产生过犹疑。总之，在此时他梦见陶侃，可能显示了他对江南故国感情上的依恋，严峻深刻的佛法哲理仍然掩灭不了他对人世温情的直觉，掩灭不了他的情感。但很快地，他就在东山慧远的遗迹中谛听到了先贤的嘱托，慢慢消解了他心中的波澜。慧远这位著名的高僧并没有被当时南北混乱的战争所打垮，他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来到九江匡山，别置禅林，带领徒众修道，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终于使佛教真理得以广泛传播。智顗从慧远的经历中得到了启发，佛法使他又一次超越了感情的牵制，使他忍受矛盾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提升。

陈国灭亡后，杨广复拜并州总管，他的三弟秦王杨俊任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接替他镇守广陵。隋朝开始向南方各州县重新委派地方长官。秦王杨俊逐渐发现智顗在南方士民中的精神领袖作用，曾命人请他出山。但智顗似乎不想合作，对使者说：“虽欲相见，终恐缘差。”虽然你想与我相见，就怕你我没有缘分。智顗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文帝杨坚的注意。开皇十年（590）正月十六日，在陈国灭亡一周年之际，他给智顗发出了一道敕书：

皇帝敬问光宅寺智顗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常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比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苦。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吴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人安，深称朕意。朕为崇正法，救济苍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无极。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诟。宜相劝勉，以同朕心。

这道敕书除了隋文帝的自我宣扬、自我吹嘘之外，就是要给智顗这个曾经结纳很深的知名和尚提出一点警告，施加一点压力，促使他为隋王朝服务。智顗在打算重返金陵时，江南发生了叛乱。

开皇十年（590）十一月，“陈之故境，大抵皆反”。由于陈地百姓不满于隋政权将北方管理农民的方式推行于南方，一些南方士族豪强乘机散布隋朝将南人迁徙入关的流言，叛乱在陈国全境发生，尤以东南地区的声势最大。扬州总管杨俊收拾不了，杨坚又命杨广为扬州总管，与杨素带兵平叛。不到一个冬天，叛乱就被迅速平息。杨素从京口进军江浙、福建，杨广从扬州进军安徽。由于杨广在江南的重要影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上国柱、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从公元590年十一月第二次出镇扬州，到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时去职，在任整整十年。

杨广上任时，南方在杨素血腥镇压以后到处弥漫着反隋情绪，杨广自己又是两度带兵南下的征服者。要被南方人民接受，他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杨广聪明地认识到儒学和佛学是沟通南北隔阂的有效工具，他对儒学和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在扬州总管任上，他网罗了大量才学之士，其中知名的王府学士和扬州博士有柳髻、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王音、朱场、庾自直、潘徽、虞绰等人。除柳巧言来自后梁国、诸葛颍来自齐国外，其他都来自陈国。他召集他们读书著述，在称帝以前近二十年间，从未停止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学、释道及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对于佛教他更为关注。他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原来存在而现在已被毁坏的佛教文化中心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造了佛寺和藏经堂，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术工作。

杨广没有忘记南方佛教领袖智顗。为了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形象，杨广决定在扬州受菩萨戒，他请智顗主持戒仪。智顗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作了多次辞让后，估量形势，答应了杨广的要求。但同时也提出了四个条件：

一、虽好学禅，行不称法，年既西夕，还守绳床，抚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恶闻过实，愿勿以禅法见期。

二、生在边表，频经离乱，身阉庠序，口拙暄凉。方外虚玄，久非其分，域间撙节，无一可取。虽欲自慎，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

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重去就，去就若重，传灯则阙，去就若轻，则来嫌诮。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

四、十余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

智顗所提四个条件，第一个是说他虽然拥有禅师的虚名，但实际上闻过其实，他不愿意给杨广传授禅法。第二个条件是他向来不懂世间礼节，请杨广在会见时不要强迫他遵守规矩。第三个条件是说他的责任是传教，即使到了扬州，如果有传教的需要，也不能阻止他自由行动。第四个条件是说他虽然很愿意为隋效力，但如果他想归隐丘壑，希望杨广也不要阻拦。对于一个不久前曾给陈国太子授菩萨戒的宗教领袖来说，灭亡了陈国的隋朝皇子又要他授菩萨戒，他不可能不产生心理上的矛盾。他完全能够意识到如果他答应了杨广的请求，他的精神领袖的作用就超越了国界。他于是向杨广提出了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条件，尽量保持宗教领袖的个性。

杨广并不在乎智顗是否愿意向他传授禅法，也不在乎见面时智顗是否按照官场的规矩行礼。他关键是要智顗做出一种愿意合作的姿态，愿意作为他的戒师。因此，在了解智顗的四个条件之后，他一一答应，并在《受菩萨戒疏》中自称：

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彝教夙渐，福履攸臻，妙机

顿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喻造宫室，必先基址，徒架虚空，不能成。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冥作阉黎，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非从臆说，深信佛语，幸遵明导。禅师佛法龙象，戒珠圆净，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远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消烦恼。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

杨广在申请受戒文中一方面表达他对佛法忠诚的信念和受戒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对智顗的佛教定慧修养大加吹捧，同时也告诉智顗，他将在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扬州金城殿设千僧会，希望智顗在此日给他受戒。

智顗于是在他息泊匡山近二年之后，在他五十四岁时来到了扬州。

七掉步荆湘寻觅法眼

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期举行了千僧会，智顗于内第躬传戒香，授杨广律仪。他说：“大王为度，远济为宗，名实相符，义非轻约，今可法名为总持也，用摄相兼之道也。”杨广你既然受了菩萨戒，就应该名实相符，不要轻易地对待这场戒仪。现在可给你取法名为“总持”，希望你在日后行为中信守菩萨戒律。杨广并没有把智顗所说的话放在心上，令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他用柔弱的一手把南方宗教领袖拉了过来，取得了依靠武力难以达到的政治效果。在受戒之后，他施送给智顗的礼物就有五六十种之多。

但智顗却没有忘记他出山前所提的条件，一授完菩萨戒，他就提出要回到荆楚，杨广当然不愿意他离去，致书挽留，书中说：

爰逮来诲，须往荆楚，辞致首尾，仰具高怀。但祗禀净戒，事成甫尔。宿者凝滞，匪遑谘决。闭梨和尚，经称胜田。种子虽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养。庶凭善诱，日洒尘劳，凡厥共缘，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运，利益弘多。如来化导，何必止还天竺，菩萨应变，本无定方。深愿坦然，以虚受物，迟延展礼，面当谘逊。意思是说，我刚受戒，你就要离去，譬如种子刚投到田里，禾苗都没长出来，播种的人就不加管理。戒师您是佛法权威，我正打算留你长住，向你请教，怎么能这样快就离我而去。况且菩萨应变并无固定的方位，如果如来一定要在天竺化导，亦不必到处传播他的佛法。我认为您老还是应该“虚己受物”，心怀坦然，不要再存芥蒂。

但智顗坚持己见。杨广因有言在先，只好向他提出妥协。他先是派柳顾言向智顗表示希望智顗不要一去不返，离开的地方也不要太远。后来又专门写信，说：“荆潭路遥，……行程难期”，我看你还是在扬州或南京附近依林壑安居，将来再作远行打算。但智顗还是不听，不得已，杨广只好放他上路：“复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缘，岂敢违忤。谨遵宿愿，即命所司发遣。发日离晨，仰听详择……”

智顗大约在公元592年三月开始从扬州向荆楚进发。他首先回到了匡山。在回匡山之前，智顗就曾经向杨广介绍了匡山的禅寺情况。他说：“江州匡山东林寺者，东晋雁门慧远法师之所创也。慧远是弥天释道安的高足，道安是大和尚佛图澄的弟子，三德相承，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他们都是佛法栋梁，不可思议的杰出人物。慧远在东林寺同耶舍禅师修头陀行，德布遐远，声高云汉。此外还有庄严寺、峰顶寺，都是佛教名胜。我曾经在东林寺息泊，在峰顶寺修行。此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但山下的伽蓝与驿道相距太近，来来往往的人群把伽蓝弄得非常混杂。我想请您做东林、峰顶两寺檀越，并请下令禁止官民在寺庙停泊。”当时杨广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分别致书匡山极暄法师、禅阁寺、峰顶寺僧众。智顗到庐山之后，杨广又于当年七月派人探望，一方面表示对智顗的思念，另一方面又送上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智顗在回信中，勉杨广以法事，过了夏天，他就往衡山而去。

八月，智顗到了衡山。衡岳是他的业师慧思最后息缘之地。陈太建九年（577），这位禅师从山顶下来，住半山道场，大集徒众，劝勉勤修法华、般舟三昧，语极苦切，六月便卒于南岳。智顗到衡山时，慧思已去世十五年了，在这里，智顗勾起了对业师深深的怀念，同时也使他在业师的遗像面前更加感到传灯的紧迫，他不能辜负业师的期托，不能让师传在他身上截断流传。可能是在这时，他向杨广提出了为他的业师写碑颂的要求，并得到了杨广的蒙许。

十月，智顗到了潭州。杨广的特使也随之而到。杨广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书信中说：“岁聿云暮，寒气殊重。禅悦经行，愿常安乐。弟子顺来，每多劳疾。但睽觐稍久，唯用倾结。仰度所营功德，己当究竟。今遣左亲信伏达奉迎。”杨广说，现在又到了冬天，我想你所经营的功德应该圆满了，请您回到扬州。但智顗不加理睬，他往荆州进发。

十二月，智顗到了荆州。这是他自公元555年离开故乡后第一次回来，其中相隔整整三十八个年头。智顗回到荆州，“道俗延颈，老幼相携”。他在这里竭力宣传佛法，试图以此来报答故乡对他的养育之恩。开皇十三年（593）二月，杨广要入朝进觐，在到达陕州（治所在河南陕县，辖河南三门峡、陕县、洛宁、渑池、灵宝等地）时，遣使到荆州迎请智顗，请于三月下旬相见。智顗没有应命，但于五月派弟子智邃晋见杨广，送上“玉泉伽蓝图”和“万春树皮袈裟”。智顗在荆州当阳县玉泉山陲，想建造一座寺庙，他把当地地形和设计方案和盘告诉了杨广。同时又送给杨广万春树皮袈裟一件。万春树皮袈裟是梁武帝时外国奉献。当时一共有四件，但到这时只有这一件。智顗一方面用珍贵的礼物表示对杨广的支持，充分满足了杨广结纳智顗的政治愿望。团结智顗这样一位宗教领袖，是杨广在江南值得向父皇炫耀的一大功绩。杨广之所以邀智顗一同入京朝觐，并在陕州逗留数月之久以等待智顗，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智顗虽然没有亲自来，但送来了万春树皮袈裟，等于智顗已经来了。杨广非常高兴，“著如来衣，深荷慈奖”，高兴之余，也就满口答应了智顗修建玉泉寺的构想。他在朝觐父皇时，也没有忘记向杨坚汇报智顗的情况，并请父皇赐给智顗修建玉泉寺的寺额。

七月二十三日，杨坚敕给荆州玉泉寺额。敕书中说：“皇帝敬问修禅寺智顗禅师，省书具至，意孟秋余热，道体如何？熏修禅悦，有以怡慰，所须寺名额，今依来请，智邃师还，指宣往意。”意思是说，我批准你在荆州当阳造玉泉寺。你的徒弟智邃回去后，会把我的意思向你说明白。杨广在京期间，于九月二十四日也遗书问好。

玉泉寺从八月开始修建，大约到开皇十四年（594）春天就已基本修成。这年春天，杨广在问候智顗的书信中提到“玉泉创立，道场严整，禅众归集，静慧日新”。当时他决定于仲秋归藩，遂约智顗在夏天一过，就沿江而下，以便到扬州会见。但杨广旋即又跟父皇去东岳巡狩，“发自京师，言停洛阳，又止历下”，于泰山行柴望之礼。于是归藩之期推迟到了开皇十五年（595）春天。

智顗在荆州的活动并非事事如意。在他临死之前，他曾经回忆这段时期，如此说道：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

他的传教活动也许是官府害怕他聚众闹事而受到限制。但智顗在公元591年十一月扬州受戒到595年春的三年多时间里，毕竟在杨广的支持下，改善了庐山的环境，修建了玉泉寺。特别是他在三年之间屡屡违背杨广的意愿，但杨广仍然对他保持了持续的敬重，常常派遣使者问好和邀请。他慢慢地觉得可能他与杨广确实有佛教所说的缘分。他应该彻底改变心境，彻底超越一些俗念，好好宣传佛法，护卫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

在开皇十五年（595）初，智顗答应了杨广邀返扬州的请求，并在杨广回到扬州后不久（晚春），也来到了扬州。智顗对杨广表现出了真正的关切。他答应了杨广求学禅慧的请求，七月，以所著《净名义疏》初卷奉上杨广。不久杨广的结发妻子萧妃犯病，医治无术，智顗率徒弟为之建斋七日，行金光明忏，并断定萧妃能够起死回生，后来萧妃的病也果真好了。当然在他积极为杨广设想的同时，他也没忘记请杨广为荆州玉泉寺、十住寺的施主。杨广当即致书荆州总管，令其检括。九月，杨广迎智顗至金城。

但智顗在杨广身边并没有停留太久，他又提出要返归天台。杨广又一次答应了他的请求。智顗此次提出返归天台的理由是：“恐命不待期，一旦无常，身充禽鸟。”愿在有生之年，“安立僧徒”，垂为法戒。杨广从智顗的言行中看到这位宗教领袖已经完全调整了心境，已经真心实意地要为隋朝的政治服务，他要以佛教真理的追求和传播影响众生，保护国土，因而没有加以阻拦，十分爽快地送智顗回到了天台山。

八天台归隐石城示疾

开皇十五年（595）九月，智顗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天台，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在他生命的晚年，他选择了天台作为安身之处，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所做的梦境已经预示他必终于天台。实则是他三十八至四十八岁间天台十年的修禅生活是他一生佛教理论的辉煌时期。他曾经在这里沉浸在对佛法的哲理追求之中，并整理了他早岁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也许如果他不在585年离开天台，不陷入陈、隋之间的是非纠葛，他就不至于在十年之久的时间内保持不了对于佛教真理的极度专注，也许不至于使他在原有的佛教理论水平上徘徊。他觉得应该回到这块宝地，在这里镕铸他对于佛法的参悟。

智顗自585年从天台出山直到595年重新入山，整整十年陷入尘世是非纠葛是否值得，这是不大容易判别的问题。但智顗在这十年间，虽然理论上也许不如沉潜天台时期那么专注，而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感触至少使他对于佛教的真理有了更加冷峻的了解。这些感触都体现在他晚年于天台传授或撰述的著作之中。

智顗在隋开皇十三至十五年间讲述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均由灌顶在天台整理成书。他对《法华玄义》似乎特别关注。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曾致书杨广说：“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同时他还请求杨广将他以前送给杨广的玄义及其它文疏，交他的弟子烧毁，只有这三十一卷《法华玄义》才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法华玄义》无疑是他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法华玄义》中，智顗坚持了他从宗教实践中所体验的论点，认为一切现象都由心造。他把此心归结为真如之心。“其一（心）法者，所谓实相，实相之相，无相不相”。真如心既显现有为法，又显现无为法，具染净二门。简单地说，即一念三千。一心具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声闻、缘觉、菩萨和佛六凡四圣十法界。智顗还认为“性具善恶”，一切诸法都具足三千，互摄互融，并无差别。十法界不是固定不移的，“六凡”可以向上到达于“佛”的地位，而“佛”也可以现身在“六凡”之中。因此要成就佛道，最关键的是实修一心三观，在一心中明达诸法实相。至于修观的行仪，则有常坐、常行，半坐半行、非行非坐等四种三昧。

《法华玄义》比起智顗早期在天台的撰述来有一些差别。如果说他早期重在传播止观并行的修行原则，主要是提倡一种创新的宗教修持原则，那么这时他的重点是要揭示佛教真理的具体内涵，特别是要解决缠绕着他整整一生的矛盾冲突，他必须从佛教的角度说明佛教最高真理到底与现实生活有什么本质的联系。从智顗晚年的结论来看，他是以一种高度的辩证法取消了真理与现实的矛盾。他认为真理就在矛盾之中，真理就是矛盾。他引证《法华经》最多的经文就是此经对于矛盾的令人震惊的销解。《法华经》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引申开来，“淫房酒肆，尽是道场”。它告诫人们不要对一切现象包括对佛教的真理产生执著，应该以无所谓的态度放任事物的自生自灭。这些教诲也许使智顗产生了比早年初读此经时更加深切的共鸣，也许使他在回味他的一生时发现对于现实价值的一点点执著，就会使自己忧患俱生，就会使他发现他的忧患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智顗从而也冷峻地宣告：在无论怎样叫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现实境遇之中，总是有佛教的真理照耀，真理就是依凭它而得以显现。

智顗的这种理论当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后来的人们指斥他宣讲了“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样极端庸俗的道理。确实，按照智顗的教导，人们不必有什么理想、有什么价值目标，必须安于现状。但智顗的理论也并不因此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完全肯定。他号召人们在安于现状时也否定了人们对于现实政治价值的积极追求，最后还是要人们深深体会精神生活的意义，成为一个独立而又不危害他人的人，成为一个向佛教真理回归的人。

智顗实际上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这个宗派人们称之为天台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思想理论的奠基著作。到此时为止，智顗可以说已经对梁齐之际的佛教理论方向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的理论权威。

在智顗归隐天台山期间，杨广于开皇十七年（597）四月曾遣使入山参问。九月杨广又遣使人天台迎请，智顗随使下山。这次下山也许是智顗感到他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想再见杨广一面。他在这年曾做了一梦，梦见大风吹坏宝塔，又有梵僧跟他说，他的“机用将尽，傍助亦息”。他还梦到他的业师慧思和法喜禅师令他说法，他把自己最感疑难的“三观三智”对亡师和亡友说了，他们招约他到一个美妙的地方去。于是在接到杨广的邀请后，他扶病下山。到达剡石城（今浙江嵊县）时，智顗已经无法前行。杨广得知后马上派人探问，并祝愿他很快恢复，十一月二十一日，智顗也作了最大努力，发愿请诸佛考虑他的要求，如果诸佛觉得他“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污佛法”，就让他早日康复，如果觉得他“命虽未尽，方多魔障，损物善根，污乱佛法”，就让他早日灰灭。同时，他又给杨广写了遗书。《遗书》详细地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说他有六大遗憾。其中第一大遗憾是他“内无实德，外召虚誉，学徒强集，檀越自来，既不能绝域远游，而复依违顺彼，自招恼乱。道退行亏，应得不得，忧悔何补？上负三宝，下愧本心”。看来他还是认为他没有痛下决心、远离尘世而耽搁了他的修行。第二大遗憾是他“欲以先师禅慧，授与学人，故留滞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兼无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再负行师百金之托”。他对早年在金陵的传道也不满意，认为当时并没有取到应有的效果。第三大遗憾是他再返金陵，仍然不见一人求禅求慧，没有一个真正对佛教真理有热情的人来向他咨询佛法，这是他对隋灭陈前夕他的工作的侧面否定。第四大遗憾是他到荆湘传教，“虽结缘者众”，但也没有能委以大法的人。“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这使他感到十分悽怆。第五大遗憾是他修造玉泉寺聚集了一批学僧，但由于官府限制，没有使他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第六大遗憾是他回返江都，真正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他已经年老体弱。智顗最后表示：

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行，以答王恩，以副本志。

他也希望杨广在他死后，“留心佛法，询访胜德，使义门无废，深穷佛教，治道益明”。

智顗在《遗书》中还将杨广所赠的莲花香炉、犀角如意回赠给了杨广，希望“德香遐远，长保如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一是请将天台将废寺田，拨为天台基业，并修建天台大寺。二是希望杨广为业师慧思写好碑颂，三是请杨广继续任玉泉寺檀越主。在吩咐了这些后事后，智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终年六十岁。

智顗临死时，听唱《法华》经。他感叹地说：“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旷大，微妙难测，四十余年蕴之，知谁可与？唯独明了，余人所不见，辍斤绝纟玄于今日矣。”言语中充满了对佛法后继乏人的忧虑。门徒智朗问他：“你现在就要离去了，请解开我们最后的疑惑。你将超生在何种地位？我们将以谁作为领袖？”智顗对这种问题非常不满。他说：“你们这些人平时不努力学习佛法，只知道问人家修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即使得到了回答，亦如盲问乳，如蹶者访路，不会有任何实际好处。……我现在告诉你们吧，如果我不出来传道，必定会六根清净，因为为他损己，只获得了五品位。观音菩萨和我的师友就要来迎接我。至于你们将来以什么作为导师？难道我说得还少吗？我常说四种三昧是你们的明导，教你们放下重担，教你们降三毒，教你们对治四大，教你们解除束缚，教你们超脱大悲大难，你们在我死后，应该以法为师。”然后他告诫僧徒不必哭泣，唱三宝名咖趺而逝。

智顗死讯一传开，在江南引起了佛教界的震动。道俗奔赴，烧香散花，号绕泣拜，如丧考妣。在石城让道俗尽敬十日之后，弟子将他殓入禅龛，送回天台安葬。

杨广自然也难免要有所表示。他完全答应了智顗的要求，并在天台山大兴土木，修建了国清寺。但事势的发展证明，杨广崇敬智顗，并非真心崇拜他的佛教理论修养，而是觉得智顗在江南宗教领袖的地位可以利用。智顗最后的岁月对杨广的真心实意的关切以及对杨广的较高评价有一大半是智顗的一厢情愿。他这位佛教高僧到底也没有摆脱和看透杨广政治手腕的迷惑。如果说杨广对他还有一点真诚的敬重，那也是杨广和常人一样，对智顗的禅法成就莫测高深。在智顗死后次年，他命令寺僧打开禅龛，看看智顗是否有灵异。打开的结果是智顗面貌如生。杨广还是不甘心，当他用尽手段，谋得太子地位，并取得帝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又命寺僧发龛，这次的结果是智顗尸骨无存。炀帝杨广派来的使者回去汇报后，杨广可能索然寡味。但他还是不能打倒智顗这块牌子，继续支持天台山的佛教事业，至于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再也不会对智顗这位和尚有所牵挂。智顗若是知道杨广最后会杀父夺母，最后会对他的尸骨是否有灵异这样感兴趣，不知道会怎样想。

总之，智顗终于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他在人情与佛法、感情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中对于佛教真理表达了他独到的认识。他好像找到了真理，但这种真理他自己掌握了几分，他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他认为他只能生在五品佛位之中，还没有穷极真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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