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远离俄罗斯时，歧视就变少了”——乌克兰性少数军人的故事

与俄罗斯军队不同的是，乌克兰军队中有许多公开的同志士兵，甚至有一个名为“乌克兰LGBT军人平权协会”（Українські ЛГБТ військові за рівні права）的组织。我们采访了几位已对战友出柜的乌军士兵和军医，听他们讲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感受，以及开战以来乌克兰对性少数人群态度的变化。

阿纳斯塔西娅·科贝茨（科别茨），24岁

来自克雷维里赫（克里沃罗格）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军事感兴趣。我曾在克雷维里赫医学院学习，几年前我就想过去签订合同，以军医的身份参军。但是冠病阻挠了我——我认为大流行期间冠病科更需要我的帮助。而如今当战争打响，我不再拖延，毕竟我有知识和技能，我可以在战场上借此帮助很多人。我不能干坐在家里或者出国，如果我不去帮助我们的小伙子，我会感到自责。

2月24日我在医院值班，下午我去了兵役局。报名参军的队伍有几公里长，几乎不可能排到自己。于是我回家上领土卫队的网站报名，作为军医，我立刻就被录取了。我在文件上签了字，然后就留在了那里，后来才有人帮我把东西带过去。起初我们住在城里，但这三个月里我一直在城外的阵地。我们住在掩体里。如果运气好，我每隔几周就能回家一次。

我未曾因为自己的取向而恐惧部队。我很快就决定尽快把这件事告诉战友们——我不想有什么流言蜚语。没有人有过负面反应。许多人开始问我，女孩和女孩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也有些人说：“我们并不吃惊，你一看就是非传统取向。”

现在我们分队人人都知道我的取向，大家对此的态度都很礼貌。有时会开开玩笑，但是我自己都会笑的那种。不过只是在我的分队里如此。我认识很多其他分队的性少数人士，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歧视。很不幸，恐同存在于我们的军队中。尤其是针对男性。大家看到姑娘和姑娘在一起时还觉得没问题，但军人一看到男同志就仿佛公牛看到了红布。

军队中对我保持尊重。我们连有95个人，我是连队的军医。连队里只有我一个女孩。或许在其他连队会有人面临压力或暴力。尽管近期我没有在军队的熟人那里听到有关性少数人群遭遇的负面情况。我想这是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专注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性少数已没有任何区别——所有人都应该完成同一个的任务。

在我看来，近年来乌克兰对性少数人群的态度有所好转。五年前我都不能和自己的女朋友手牵手在城里散步：肯定会有人走过来打探、骚扰、打骂。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了自己的取向，非传统取向变得越来越正常。我认为恰恰是现在，我们该谈论自己的取向，而非隐藏它。越多性少数人士站出来，同性婚姻就能越早合法化。

我在战前，也就是去年春天的时候便参军了，目前我还在当义务兵。由于现在开战了，我会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

中学毕业后我想去当兵，也是为了向母亲证明我能做到许多事。我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取向，以为这是病。当我向母亲坦白时，她的反应无比激烈——她叫喊起来：“干，我儿子是基佬！”，然后开始哭泣：“上帝啊，我收养了一个什么人啊”（我是养子）。她做完饭会给我单独盛一盘，说什么“我不会和基佬用同一个盘子吃饭。”有一次在争吵中她说：“要是死的是你，而不是我丈夫就好了。”她说的是我父亲，他在10年前出车祸去世了。我就当着她的面拿刀狠狠地割自己的手腕。之后我母亲哭了很久，跟我道歉。我们吵得就是这么凶。

现在我们之间交流很顺畅——战争不仅对我，也对我妈妈产生了影响。她意识到我对社会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现在她一直跟我说：“要接受你的身份和你在做的事情对我而言是很难的，但我看到随着时间推移，你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你内外都变了，你已经是大人了。”她开始意识并珍视这一点，她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能活着回来。只要你能回家，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你的权利，你已经是成年人了，这是你的选择。”

熟人们劝我不要参军，跟我说：“等他们发现你的身份后就会揍你。”但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参军。我不后悔，我知道会有种种困难，因为入伍前我就已是公开的同志。我也想在军队出柜，但最后是被战友们意外发现的。当时正好指挥官叫我，而如果他叫人，就得马上去，我忘了关手机，把它留在了营房里，屏幕亮着，上面是我和男友的聊天。聊天里有许多火辣的照片。当我从指挥官那里回来时，我看到伙计们站在那里笑我的照片。自然，他们意识到了我的身份。大家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些人说：“你是同志，怎么还参军了？”有些人毫不在乎。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对他们不构成威胁，我没有冒犯任何人，没有诱惑任何人，没有吃任何人豆腐，于是他们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有过几次我被人打或踢或什么（拉霍伊达曾讲述过战友如何把铁扦插他肉里[1]——编注）。但现在战友们已不再提性少数话题，因为没有人关心了。没有人在乎你是什么身份。

如今在战场上我感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我当然从不想要置身战场。但既然发生了，那就是既成事实。头几天非常可怕，当我看到战斗机从我们头上掠过，听到大炮的声响，我变得歇斯底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习惯了这种景象，习惯了明天自己可能不会醒来的念头。

我非常想念自己的男友，我们常打视频交流。他很理解我，他在2014年服役当军医，被俘了六个月。我认识很多性少数军人，我们有一个群聊，里面有150多人，其中也有军官。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朋友。我们总是互相帮助。

我不认识公开说自己是同志的将军。我认识的一位将军甚至在战前就告诉我，如果将军出柜，他就会在士兵面前丢脸。所以因为被免职或不再被服从的风险，他们出柜的难度更大。

当[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说性少数人群不是正常人时，[2]我感到很受冒犯。说实话，开战前我常看阿雷斯托维奇的节目，心想：“上帝啊，他说得多妙啊，他怎么什么都懂！”但后来这个人就暴露了自己的另一面。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总统对性少数人群态度很友好。他是媒体从业者，一辈子都在与同志们——服装师、化妆师——打交道。泽兰斯基（泽连斯基）时代性少数人群的境遇好过波罗先科（波罗申科）时代：我们明白自己可以出来抗议，举办同志散步，在街上不用担惊受怕。

在战争期间，这个话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迫切性，因为许多公民开始意识到，保护他们的不仅有普通士兵，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在战争中也展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只是挥着彩虹旗走来走去。我们是普通人，如果需要战斗，我们就出来战斗。

战前我从没深入了解过其他国家的生活，我对俄罗斯人过得怎样尤其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开始后，我发现那里对性少数人群的态度有多糟——他们的氧气被切断了，以至于都没有权利去自我表达。而如您所见，在乌克兰恰恰相反，我可以接受您的采访，军队里没有人会禁止我这么做。战争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种残酷的推动力，但它终究是推动力，它让我们可以改变许多事物。

开战以来，性少数群体开始更频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希望尽可能远离俄罗斯，远离它束缚人观点的做法。

现在得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必须告诉世界我们的存在，告诉大家性少数群体中有很多人在保家卫国。不会再有人说性少数逃离国家，因为他们害怕参战或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种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这要归功于那些报道这一话题，并帮助性少数群体的记者们。

我不能代表整个军队，因为某个连队可能很宽容，另一个连队可能很恐同。但我已经给战友们展示过我男友的照片，他们是知情的。无论知晓前后，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平静。

我大概在七年级的时候开始怀疑自己的取向，但在学校里不可能谈出柜问题。首先，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会考虑到自己的父母、同学和同伴们会怎么说。其次，当时还有歧视。歧视现在也存在，但当战争来临，我们想远离俄罗斯时，歧视就变少了。

我没有计划继续当军医——这不是我的专业。但2月24日后，军人需要医疗援助。虽然我毕业于儿科系，我们研究的是孩子，但我明白成人的机体是怎么回事。我上的是医学院，我们的知识几乎就是在战地学到的，因为反恐行动（指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的战斗——编注）那时就已开始，我们接受了许多军医训练。

总的来说，现在能感觉到列车已经发动，出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请愿书；[3]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它已经收集了超过两万五千个签名，这意味着总统必须考虑这一问题。如果有官方人士考虑，这已经是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现在是性少数人士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