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导演了大屠杀
白人说大屠杀是所谓的疯狂，不是这样的
——克洛迪娜（一位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幸存的21岁女性）
当大屠杀来临时，克洛迪娜正在当地的一所学校读八年级，她和其他逃难的女人一起跑进金奎森林，手边唯一的武器是石块。
她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团结在一起，分吃着生木薯，互相捉头发里的虱子和寄生虫，她们喝沼泽地里满是泥浆的水，“请原谅我直白的表述：那水里混合着尸体的血液，所以富含营养。” 克洛迪娜如此描述。
当杀手们到达时，她们捂着孩子的嘴躺在泥里，身上盖上树叶，窃窃私语以驱散恐惧。
她们大老远就能听到杀手们的声音，唱着歌、吹着口哨，向空中开枪。杀手们常蹲下来，细声细语地说话以引诱她们：“小朋友、老妈妈，出来吧，我们看到你啦。”一些人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地听从了召唤，随后却发现，等待着她们的只有残酷的命运。后来，无论是病人还是孩子都学乖了，在听到杀手们离开时的集合哨之前，都一动不动。
女性被抓住后，会被带回去强暴，而不会被立即杀死，按照胡图人古老的部落习俗，男人不能亲手杀死睡过的女孩，因为性和死亡两种力量的结合会吸引魔鬼，带来厄运。
因此，他们会让没有参与强暴的同伙杀掉这些女性，有的女孩会因为美貌而活下来，因为参与强暴的人太多了。遗体通常不会被埋葬，因为数量太多了，通常会被扔到沟里去。
幸存的克洛迪娜一家
这段触目惊心的回忆, 源自法国记者哈茨菲尔德在《与屠刀为邻》所记录的卢旺达大屠杀。在这场于1994年4月7日开始的大屠杀中，一百天里，八十万人被杀，卢旺达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一半死亡，一半流亡他乡。流亡者们在邻国刚果再次引发了一场战争，又带来了四百八十万人死亡。
然而，恐怖的数字和惊悚的场景，还不是最触目惊心的。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
凶手，都是普通老百姓、
1994年，卢旺达总统的专机被人击坠，也由此激发了卢旺达的种族矛盾。在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的挑动下，众多胡图族普通人执行了这次一次大屠杀。
二十万胡图族民众拿着砍刀杀死了八十万图西族民众，是一场邻居对邻居的屠杀，家庭对家庭的屠杀，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屠杀。
西方记者在报道第三世界的战争、屠杀、恐怖罪行或抗议时，总是习惯去寻找黑暗大反派，比如某个“大独裁者”，然而这次，他们却吃惊地发现，无法再按这种方法去继续报道
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记者找不到这个具体应该负责的“封面人物”, 需要负责的人成千上万，乃至于面目模糊。
大屠杀中的胡图族凶手
一位亲历者如此描述大屠杀的凶手：“我看到过爸爸教儿子怎么砍人，让孩子模仿使用砍刀的动作。他们在死人身上或是白天俘获的活人身上展示自己的技术。而小男孩通常在和他们体格相当的孩子身上试手。”
甚至，缺乏勇气的凶手，不仅会在朋友面前丢脸，回到家里还可能遭到妻子和孩子的嘲笑。
杀人，是一件如此随意的事,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日常劳动。
一位凶手，就把杀人比做农活：
“用木棍比较容易折断，用刀就比较自然了。卢旺达人从小就习惯用刀，这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做的事情，我们用它收割高粱，修剪橡胶树，清除藤蔓，还有杀鸡。即使是妇女儿童也会用砍刀来做一些小事情，比如砍柴。不管什么用途，动作都是一样的，从不会用错。不管你砍树枝，砍动物还是砍人，铁刀都不会说什么。”
这些胡图族人，也不是普通人印象中的恶棍，在大屠杀前，他们是与受害者一起走在路上聊天的邻居。而在大屠杀后，他们仍然以平民的身份，和图西族幸存者们继续共同生活，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尽管在那一百天里，他们平均每个人都会杀死4个图西族人，强奸2.5个图西族女性。
在大屠杀死亡者中，有一大半是女人和孩子，此外，大屠杀还带来了五千名婴儿，因为在这场浩劫中，约有五十万名女性被强暴。
灾后幸存下来的女性，有一半染上了艾滋病，周围人疏远她们，一边同情又一边歧视她们，像躲避病毒一样躲避她们。
即使是没有染上艾滋病的女性，仍然会受到指责，要知道，卢旺达是歧视女性的社会，当地有一句谚语：“没挨过打的女人不算真正的女人”
这种歧视是伴随终身的，卢旺达国家大学心理系主任奈达雅姆巴耶解释道：“在这里，人们认为一名女性情愿遭受强奸也不愿意被人杀死，是可耻的行径。”
在卢旺达社会，女性被强暴受孕，不仅是一场罪行，还意味着她从此以后不能嫁人，甚至要被所在的社区和家族驱逐。
为了不让家庭和社区知道这一切，她们往往会掩盖遭受暴行的经历，会自行堕胎，自杀，遗弃孩子，她们把婴儿放在教堂的台阶上，期待有人抚养。
大屠杀后的女人和孩子
无论是图西族人，还是胡图族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些孩子们，甚至有时候，连医院也拒绝救治他们。
大屠杀中，产生的孩子在卢旺达语中被叫做“坏记忆的孩子”或者“孽种”。
战后，卢旺达境内布满了孤儿院
一些母亲抚养了孩子，她们给孩子起的名字，叫“战争”，“仇恨之子”、“小杀手”。
卢旺达种族灭绝寡妇联合会（AVEGA）的一名成员认为，绝大多数遭到抛弃的母亲“从来都没有能爱上这些子女，她们对子女的爱可以保障子女的生存，但除此之外，一点都不剩了。”
孩子们也知道母亲不爱他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往往搞不清原因，他们说话母亲不听，他们哭泣时母亲也不来安慰，长此以往，他们养成了奇怪的性格，冷漠又暴躁，对他人缺乏同情心，也更容易用暴力解决问题——正如他们当年的父亲。
在克洛迪娜看来，“非洲是农业之地、战争之地。农业是它的幸运，战争是它的不幸。住在我的公房里，我不难想象白人在非洲的功与过。但是，农业和战争主导着我们非洲人的命运。”
在今天，在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度里，生命宝贵的概念，仿佛是每个人的常识。
但在一个贫穷、饥饿和战乱的农业社会里，常识是相反的——生命并非宝贵。
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下的穷人，很难像一个现代都市的小资产阶级居民那样，认为孩子的生命是神圣的。他的一生中，已在身边多次见证了孩子的死去，或许是缺乏医疗条件而夭折，或许是缺乏食物而被遗弃。一个卢旺达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想强行这么做，他们会举出那些例子来质疑你——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死的那么容易，命那么轻贱，让这种说服变得苍白无力。
在贫穷、腐败和暴力滋生的非洲，生命被视为廉价之物。
贫穷和饥饿，意味着必须用极端的方式去争夺生存资源，在克洛迪娜的理解里，胡图人砍图西人，是为了让图西族的女性变矮，他们的审美里觉得这些女性太高了；也是为了吃掉图西人的牲畜，因为这些动物吃掉了太多的青草；并且还为了抢占图西人的土地。他们声称图西人是大量繁殖的“蟑螂”。
在非洲，贫穷是普遍的，生命是廉价的，暴力是合理的。
然而，卢旺达真的一向如此吗？非洲人真的一直以来如此“野蛮”吗？
这些东西，是谁带来的？
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众多报道中，部分西方人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视角，以自居的“文明人”，用猎奇的方式审视另一个世界的“野蛮人”
一位西方记者声称：“非洲从来没有被认为拥有‘人性’中应该具有的内涵和特质”。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幸存下来的克洛迪娜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卢旺达语中缺乏一个词汇，能够准确描述大屠杀凶手的行为，她询问作为法国记者的哈茨菲尔德，法语中有这样的词汇吗？
法语中当然有这样的词汇。哈茨菲尔德事后认为，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传统的非洲部落战争，在风格上的确有巨大不同，他在书中写道：
“卢旺达大屠杀的这种情况不是非洲的惯例，一个非洲人，要么因为愤怒或饥饿而杀人，要么是为了占有他人的财富而杀人，但他不会像联攻派民兵一样，在种植豆子的山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掉所有人，杀掉饥肠辘辘、心怀和平的人，我觉得这是从非洲以外的地方学来的恶劣行为……我不知道是谁种下了大屠杀的念头，但肯定不是非洲人”
“普通的非洲战争中，首先被杀掉的是男人，因为他们是最有战斗力的，然后是能帮助男人的女人和能够成为接班人的男孩，再然后是出谋划策的老人。但在种族灭绝中，屠杀的目标是所有人，尤其是婴儿、女孩和妇女，因为她们代表着未来。”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在卢旺达的传统社会里，仇恨在一个部落与一个部落之间之间的冲突，是争夺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
然而，从近代开始，非洲出现了两种新的仇恨，一种是全民族之间的仇恨，一种是阶级之间的仇恨。这两种仇恨被绑在一起时，也就更加更彻底。
这个契机，源自白人的到来。
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争端，可以上溯到古老的历史，
图西族是牧民，也是卢旺达的少数派，胡图族则是农民，是卢旺达的多数派。
两个族群混居的时候，经常分不清彼此，双方也可以互相转换，一个胡图人足够富裕，有了很多牛群时，就变成了图西人，一个图西人失去财富，就会变成胡图人。
对于两个种族的起源，学术界有一定争议，有的认为他们是在不同时期迁入卢旺达的族群，有的则认为他们都是班图人的后裔，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区别是人为造成的。
数百年来，两个族群虽然有冲突，但是从来没有像卢旺达大屠杀那样，变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彻底的屠杀和灭绝。
直到西方殖民者到来。
1884年，在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卢旺达沦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侵占了卢旺达。
在卢旺达语中，白人被称为muzugu，指“鸠占鹊巢的人”
在殖民统治期间，比利时人竭力挑动卢旺达人的矛盾。
他们把图西族和胡图人的区别，写入了身份证。
他们认为，皮肤稍微白一点的，身材高一点的图西人，和白人血统更接近一点，是统治阶级。而皮肤更黑的的班图人，则应该被统治。
为此，比利时人还引入了科学测量法，根据卢旺达人的身高、体重、鼻梁高低、脖子长短，来判断是图西族人还是胡图族人。
殖民者用鼻梁给卢旺达人划分种族
比利时人很清楚，塑造一个民族的，绝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教育、文化和语言。
他们让图西人成为“高等黑人”，提供精英教育，一出生就要学法语，学习文化和如何管理这个国家。
胡图人则要成为“低等黑人”，接受的是贱民教育，说斯里西瓦语，学习如何种地、干活和服从。
在殖民者的统治下，卢旺达人被鲜明的划分成了两个民族和两个阶级：胡图族贱民和图西族上等人。
充分利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比利时人统治卢旺达的工具，人数较少但较富裕的图西人，要统治更多的胡图人，就必须靠拢殖民者，依靠殖民者的武力。
然而，好景不长，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
不甘心的比利时政府，虽然允许了卢旺达的独立，却趁机下绊子。
比利时人在从未有过民主的卢旺达推行选举，让人数更多的胡图人精英获得了政权和军队。
图西人一夜之间，从高等黑人，变成了卢旺达社会中的“非洲犹太人”，遭到了排挤。
而西方在卢旺达的宣传，也出现了180度的转向。
从前，是宣传图西人血统高贵，受西方教育，应该代表西方人统治这片土地。
现在，则是宣传“王侯将相，宁宥种乎”，宣传富有又贪婪的图西人控制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胡图人想要富裕起来，就必须消灭图西人。
这种情况，在殖民地独立运动中，一再地发生。
比如荷兰人退出印度尼西亚时，就在竭力挑唆华人和大雅人的矛盾，印尼华人从原本的白人代理人，变成了印尼人所仇恨的“东方犹太人”。
随后，在1965年和1998年，印尼两次屠华，30万华人丧生。
而英国在退出香港时，也曾故技重施。
这一次，挑唆仇恨的，则是深受现代西方教育的人，他们以“革命”、“自由”、“正义”为名，在卢旺达执行复仇。
卡布加，“卢旺达自由千山电台”创始人，曾竭力煽动种族仇恨
这些话术，热血又动人，却在给卢旺达社会不断带来动乱。
依诺桑·鲁维利利扎，一位经历了大屠杀的教授，如此描述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根源：
“每次大屠杀之后，历史学家都会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因为没有人能接受再来一次这样的恶行。我讲个让人震惊的笑话：卢旺达大屠杀的领导者不是那些贫穷无知的农民，也不是残暴嗜酒的联攻派民兵，而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是那些教师、政客、记者，他们曾被送到欧洲去学习法国大革命和人文科学，他们曾出国游历、参加会议、在自己的别墅中接待白人，这些知识分子家里的书汗牛充栋。他们从来没有亲手杀人，但他们把杀手送上山来替他们杀人。”
“发生大屠杀并不真的是因为贫穷或缺乏教化，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是一名教师，在我看来，教育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必要手段。但教育不会让人变得更善良，它只是让人变得更有能力。那些想要作恶的人，如果他了解人类的习性，理解人类的情绪，甚至学习了社会学，那他就会更容易作恶。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的心是坏的，如果他充满仇恨，他就会更坏。1959年，胡图人曾经杀死、追捕、抢掠图西人，但他们并没有想过和这次一样，要灭绝图西人。要我说，是那些知识分子，给胡图人灌输屠杀的念头，并且坚定他们的想法。”
对于非洲人来说，战争是古老的，暴力是古老的，种族灭绝却是现代的，是“文明人”教给他们的。
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后，最离奇的场景是：
屠杀者没有被要求反思，而受害者却经常被要求反思。
当大屠杀结束后，绝大多数凶手都没有被审判，而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悄无声息地散入人群，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尽管身边就是曾经的凶手。
杀人者也很少有人反思自己的罪行，当他们被询问时，大多数会回答“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被卢旺达社会要求反思的，反而是曾经的图西族难民，他们被官方和媒体要求“忘记仇恨”、放下过去，重新开始生活。
世界正在遗忘大屠杀，卢旺达人自己也在快速遗忘。
一部分图西族人，并不愿意记住历史，他们不想理解这些纪念仪式和葬礼。，他们对幸存者宣扬说：“我的朋友，不要再沉溺其中了，试着忘记吧，多想想现在的自己。”
对他们来说，这种“原谅”，其实是一种对恐惧的逃离，他们不知道，下一次屠杀会在何时发生，他们只想让一切过去。
可是，一切真的会过去吗？
END
部分参考资料：
《与屠刀为邻》，【法国】让·哈茨菲尔德
《刚果战争》，【美国】贾森·斯特恩斯
水手|蓝钻故事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