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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直言苏共官场潜规则（下）
接前两期：
1. 叶利钦直言苏共官场潜规则（上）2. 叶利钦直言苏共官场潜规则（中）
道德潜规则
都说公职人员是社会道德的表率，苏共当然也要这么做，但很多时候都是口头上的，背地里是另一回事。叶利钦在《自述》中说，他到莫斯科任职后，在党政机关展开了“清扫”活动，当看到检查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家机关及委员会的材料时，感到十分震惊：这儿裙带关系多么突出，尔虞我诈又是多么地令人不寒而栗。他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社会道德的双重标准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出恬不知耻的虚伪行为的全部本质。在大大小小的讲坛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资本主义的腐朽、西方社会可怕的弊病、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么可怕。而与此同时，这些发布命令的首长们却采取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宝贝们’塞进将来能出国当外交官和专家的学院。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能让他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几个月到一年时间，使他们有机会在那儿亲身腐朽，那么他们为此不惜造出任何谎言、撰写任何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神话，描述西方世界如何奄奄一息并如何在作最后的挣扎……”戈尔巴乔夫掌握最高权力后，反腐是有力的，改革是大胆的，个人形象似乎也很好，因为只有如此，他推进改革的措施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但实际呢？叶利钦在《自述》中写道：他在“列宁山上修建新的住宅，在莫斯科郊外建新的别墅，在皮聪达建新的别墅，后来又在福罗斯建超级现代化别墅。可他呢，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根本没有私人别墅。这是多么的虚伪。”
利益潜规则
“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源自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信徒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升华了这句话，称“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这也就是说，在G.C.D内设若有人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对于本条，笔者无意更多地讲述自己知晓的事情，仅摘录叶利钦《自述》的部分内容就足够说明问题：“克格勃第9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这个第9局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办所有的事情。它日夜警惕地保卫着党的领导人的生命安全。任何奇特的任务，他们都能完成。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就连我这个Z.Z.J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女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化的。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型吊灯……保健医生必须每天给你检查一次身体。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要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门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各项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并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有好几层包装，上面还有几个医生的签名。休假时，你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儿都有专门的别墅……除了夏季休假外，还有为期两周的冬季休假，还有一些漂亮的运动设施，当然，都是供专门享用的。Z.Y书记和Z.Z.J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松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西服。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们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她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配备的‘伏尔加’牌汽车专门负责这类事，好几个司机轮班倒。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型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
闲差潜规则
在苏共最上层，只有党的领导者才是最忙碌的人，而诸如国家元首等，基本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葛罗米科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就是国家元首，差不多就是个闲差。他到底有多闲呢？叶利钦这样说道，他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好像存在，也做着某些工作，会见某个人物，发表一些讲话，但实际上似乎谁也不需要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按礼节，他应当主持国际性的会晤，接见外宾。然而实际上都是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谈……其实可不能小看国家元首这个闲差，必须会当才行，否则也会“闲”出麻烦的。葛罗米科工作日该上班时都上班，但一般都是上午十点或十一点到办公室，下午六点准时回家。总是晃晃悠悠，不急不忙。他对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事一律不关心，当别人做了本该由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也不恼怒、不抱怨。他甚至觉得都没有必要去研究本职工作，对身外的事情更不琢磨，以免使自己多说话，让别人觉得越权。所以，他就成了像叶利钦说的，”好像是从遥远、又不太遥远的过去被带到现实中来的。”“他不清楚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和所谈论的问题。每次Z.Z.J会议，他都发表讲话，内容差不多涉及所有问题。他讲话时间很长。当讨论国际问题时，他会即刻认为此时应当详细地回忆那些逝去的岁月，如当年情形怎样，他何时在美国工作，后来怎么当了外交部长，当时是怎样与某人会晤的，并且如何重要，以及联合国大会的情况，等等。”所有讲话，没有任何新意，更没有任何意义。更有趣的是，有一次在Z.Z.J会议上他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城市没有肉卖啦！”他的话使得会场里许多人哑然失笑，因为不是“那个城市”，而是几乎所有城市早就没有肉卖了。他有时也知道自己的一些讲话出了洋相，但他还是要讲，以至把时间讲得够长。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的位置决定着他必须有这么长时间的讲话，倘不能将时间占够，会让人觉得他窝囊，没有领导者的样。其实葛罗米科尽讲毫无用处的话，恰恰是他的聪明所在。他十分明白作为一个当闲差的人应当遵循的潜规则，那就是，闲差就是闲差，就是要说些无聊的话、不实用的话，多说“好、好、好”“是、是、是”的话。不要冷官当成热官做，不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要去想该由权势人物想的事、去说该由权势人物说的话。想多了、说多了、管多了，就越位了，就会招人烦，那是很危险的。足球场上一旦越位，就要被吹哨。官场要比球场复杂险恶得多，几乎所有多管闲事的都没有好下场。相反，那些不倒翁们，无不都是无事就闭目养神、钓鱼玩牌和闲扯蛋的主儿。此时的葛罗米科已在官场摸爬滚打50多年，论做官的学问，他可是太上老君炼丹——炉火纯青。
追责潜规则
追责是统治集团实施统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凡发生重大错误，追责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个责怎么追，就大有讲究了，比如追下面不追上面，追执行的不追决策的，似乎都做到了追责，但似乎又有人逃了责。叶利钦的这番话很值得玩味。 这是他在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不少国家制定了法律程序，国家首脑一旦离职，整个领导（班子成员）也就下台。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习惯于怪罪死人……现在的情况是，把停滞造成的一切过错都推到勃涅日列夫一人身上。可在Z.Z.J里呆了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乃至今日还呆在Z.Z.J里的人当时都干什么去了？每一次（会议）都对各种计划进行表决。为什么在由于Z.Y机关的放任、一个人便可以决定党、国家、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他们全都不说话呢？（他们）一直表决到一个人获得了五枚金星勋章，而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危机。我认为，Z.Z.J的某些成员作为集体机构的成员是有罪的，他们骗取了Z.Y委员会和党的信任，他们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把国家和党弄到了这种地步……把他们开除出Z.Z.J。这种做法比死后进行批判、然后再移葬要人道得多。”叶利钦这番激烈的言词，道出的是过往追责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即追死人不追活人——所有的错都往死人身上推，都是那个死人造成的，活人仍然“好官我自为之”。叶利钦所言确实不乏道理，国家被弄糟了，对于那些当初掌握着重要权力、此后仍然在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脱不了干系的。如果当初是集体决策的，那么就要承担相应部分责任；如果是由一个人决策的，那么你当时掌握着权力干什么？可现实是，有人就是这样瞒天过海从夹缝中溜掉了，然后重举大旗，成为正确的化身，成为对错误的批判者，而且还维持了一生的福利、名节和荣耀，让子子孙孙都顶着他的光环占尽人间各种好处。这不能说不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叶利钦就这样做着潜规则的揭露者、破坏者，而且还常常不计后果地“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在既得利益者的围栏里怎会有人喜欢他？他注定是一个孤勇者。
结束语
有人始终搞不懂，一个好端端的苏共政权怎么会突然垮掉？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由这些潜规则也不难看出，它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国家起码是法治的、民主的、光明磊落的、按明规则做事的。而苏共政权似乎正相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做。许多事情都是做了不能说，说了的差不多都不会去做。浮云蔽日，鼠窃狗盗，这样的政权能指望它维持多久呢？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苏共政权正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坍塌的，这是不是证明了它本来就是一个坏政府呢？ 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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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天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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