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人民没有变坏，罪犯为何越来越多？

作者：何兵，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系2024年3月27日下午，何兵教授在“蓟门决策”第130期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编者：先打个预防针，此文有点长，但是——有“料”】

大概20年前，我在《法学研究》上发过一篇论文，题目叫《职业化与民主化——百年司法建设的路线问题》。

我们这个国家，现代司法建设，从清末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清末采用司法职业化，比如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的推事——就是法官，大都留学过英美等国，非常专业。

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采取的司法职业化路线。就是由职业法官审案子，不让普通老百姓掌权，参与案件审理。

结果，国民党的司法，很腐败。

国民政府被推翻以后，人民政权采取了与国民党司法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就是司法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普通人民掌权，参与案件审理。国民党时期的职业法官，基本被撵下台。

共产党自己呢，也有若干法官，经过专业训练。但因为国民党倒台太快，共产党来不及培养专业法官，大量的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参与了司法。

当然后来也出现问题。镇反时期，乡人民法庭就可以处人死刑，出了偏差。民主化和职业化没有结合好。

到了文革时期，司法被打碎了。

改开以后，我们重建司法。在肖扬时期，法官职业化重新提起。到了王胜俊时期，司法人民性被重新提起。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问题。

最高法院张军院长最近有个提法，要求法官们“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但是在实务中呢，我们发现一些法官，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头上，人民群众连旁听案件，都出现困难。

如果没有官僚化问题，当然张军院长就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我们有些法官把屁股端端地坐在官僚那边。法官的屁股，我认为，应该端端地坐在法律这一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统计数据。1997年，我国判处刑事被告是52.6万人。2023年，根据最高检的报告，起诉的被告是168.8万人。

按照这个进度，再过十年，起诉的刑事被告，就有1668万，1668万个家庭，受到刑法打击。

大家会发现，二十多年间，每年用刑法来打击对象，增加3倍。这个现象，是很值得反思。

我问比什么呀？

答：比抓犯罪分子。我们县今年公安，比去年多抓了30%，我们这儿的律师，今年都吃得饱饱的。我们还算差一点的，安徽北部有的地方，翻了一番。

我一听，这麻烦了。执法观念上，出了大问题。

你总不能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但我们罪犯，越来越多，逻辑上讲不通。

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刑罚权无限扩张、没有边界。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治理社会，主要要用民法和行政法，刑罚是最后手段，是用来打击极少数人的。现在社会上一出现问题，就动用刑罚，走上了美国的路子。

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我是不看好的。因为他们抓的犯人，比我们还多，导致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

我经常说，要学习北欧和日本。他们监狱的罪犯，人很少的。许多监狱关门了。我希望“两高”，要好好想这个问题。

罪犯多，进监狱的人就多，意味着我们政权的对立面，在不断增多。你用刑罚打击他，他和你，就是敌我矛盾。

如果你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用治安拘留，关他几天，他和你，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政权，没有离心离德。

现在每年抓将近200万进监狱，意味着几年后，每年将要有近200万人，从监狱“毕业”出来。

监狱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对政权和社会，有报复心理。现在很多恶性犯罪，都是从监狱毕业出来的，报复社会。

判决一个人入狱，意味着一个家庭破碎，对此，必须慎之又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要动用刑罚。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宏观上的政治思维，就是尽量把年轻人，往我们这种普通正常的大学里面送，不是推进“监狱大学”。

相对于2023年公诉案件168.8万被告，我们的无罪率是多少呢？万分之2.75 。

王飞律师，王才亮主任，还有其他律师都知道的，有很多无罪的人，被逼得咬着牙“认罪认罚”。

不认罪，检察院就“给他拖拖”，或者“给他凑凑”（凑一些其他罪名），直到你认罪认罚，其实是“认怂认罚”。

我最近非常着急，因为总是在监狱里见到老板。今天在这个监狱见老板，明天在那个监狱见老板。经济怎么能搞得起来呢？

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个，公众的监督受限。

司法如何贴近人民？首先要让老百姓，能够正常地到法院旁听案件，我国宪法规定了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

但是，许多案件，尤其是所谓敏感案件，法院找街道办人员或其他体制内人员占座，限制普通人民和家属旁听。

组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前来旁听，大多数也是来占座的。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占个座以后，下午就不来了。

最近江西鹰潭吴敏案，法院只让一名家属旁听案件，这名家属还有听障，好像还是哑巴。公开庭审，变相成了闭门审判。

我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道理。人大代表的旁听权，并不优于普通人民。不能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旁听，就优先安排他，这是错的。

如果座位不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当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起摇号。

上个星期，我在日本旁听一起杀人案。他们就很简单，不刷身份证，不要旁听证，但是他有个安检。控制凶器进入法庭，就可以了。

如果人多，每个人排队，给你发个号。发号以后，法院现场摇号，摇到谁，就是谁。

现在辩护律师最痛苦的，是什么问题呢？外面有许多群众和家属，想旁听，进不来。你在庭上慷慨陈词，下面空空如也。司法脱离了人民。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添加旁听的条件。旁听人员，要提供证明。

你说，旁听案件，刷身份证就行了，要什么证明呢？有的法院要求，提供社保；有的法院，要发放并审核旁听证。

我希望最高法院，明确废止所谓的旁听证。它把旁听审判，从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和自由，变成了法院的一种特许。人民的权利被压缩了。

上个星期，我在安徽某中院，开一个行政诉讼案子。

我的博士生来旁听。法院问，你有传唤证吗？

他说，我没有传唤证，我不是当事人。

法院说，没有传唤证，不能旁听。

他说，我用身份证行不行？

法院说，你没有旁听证就不行。

后来怎么办呢？让他给书记员打电话，让他来接，才行。这就是个普通案件。

还是在这家中院，上一次我们又有个刑事案子，公开庭审。结果来了很多人。

审判长一看，来了很多人，他就很生气。他说，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啊？你们没有提前通知我。

你看，他认为法庭是他家的。法庭是人民建的，法庭是人民的，是国家的，不是你们法官的。

另一个限制旁听的办法是，用小法庭、迷你法庭。

明明有大法庭，他不用，用一个迷你法庭。然后再安排几个人占座，没有座了。

家属通常给你2个3个旁听证。律师还得求着法官，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呀？加一个吧。

请注意，这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是比较普遍性的现象。我们不能放任这样的现象，再进行下去了。

张军院长说，法官的屁股，要端端地坐在人民这一边。实践中，人民都没有办法把屁股，端端地坐在法庭上。所以，首先要让人民群众能够把屁股端端地坐在法庭上，旁听开庭。

现在媒体采访案件，要经过当地的宣传部门，经过法院主管宣传的部门，而这些部门，通常不准许。

我们讲个最基本的道理。既然普通人民可以，依法应该允许他们端端地把屁股坐在法庭上，凭什么对媒体做这么大的限制呢？对吧？

媒体不能旁听，不能报道，普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怎么行使？

旁听的人民，出庭后能够对案件，说三道四，评判司法。大量普通人民，是要工作的。开滴滴的，送外卖的，他不可能说我，今天我不上班，不去挣生活，去法院去坐一坐。总得有人代表公众，去法院去旁听、报道这个案件。

现在法院有个说法是，我们法院正在审的案子，你们不能报道，报道就影响了我们法院的公正。

好像我们法院很脆弱。

媒体没法报道，群众没法监督，律师没办法，就自兼了报道的角色。

律师庭后，在网上发布庭审情况，被定性为“死磕”。“你看那个死磕律师，又在网上发文章了。”

当事人有时在网上喊冤，被公安定性“寻衅滋事”。

大禹治水的道理，不是很清楚吗？你得疏导，不能堵。你让人民群众来听，你让记者来报道，然后这个前提下说，限制律师在网上发言，防止律师误导公众，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次问一个日本的律师，他办的是杀人案。我问，你自己能够在网上发文章，谈案子么？

他说，那怎么可以？这确实不可以。

我在日本，这次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律师不能就自己的案件，在网上发声。

但前提是，公众可以无限制地旁听，媒体可以客观地报道。

没有这个前提，律师再不在网上发声，许多案件上冤判了。

其实律师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刑辩，很辛苦的。他哪有时间去写文章？所以你要允许公众和媒体进去监督。

在这个前提下，对律师将案件在网上进行不正当的披露，进行约束，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我是站在公允的角度，来评判这件事的。

律师在网上发文章，有的律师比较自我约束，网上发言比较公允。但也有的律师，用一面之词，把路带偏了。

按道理，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不能在网上说。司法的各方，按道理在案件审理期间，都不能在网上发声。

毛主席在60年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官僚主义。

毛主席当时就提醒过我们，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一种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官僚主义表现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当然，我们今天经验总结也不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

我们有许多案件，法官们坐堂问案，不深入工厂车间，不深入田间地头。

我们刚才放的那个视频。一个企业老板，被判了十几年，说他生产枪支配件。鉴定是不是枪支配件，标准从哪来的呢？

公安部有一个文件，他放在抽屉，没向社会公开。然后，根据这个没公开的文件，就把老板给重判。然后一个工厂，上百个员工家庭，陷入困境。

2024年，习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的问题。坚决清除党员干部中的害群之马。

我非常认真地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司法系统。衙门作风，坐堂问案，不考虑社会效果。为什么老百姓跑到开封府哭？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在青岛，我们正在办的一个刑事案子。11个被告，138本卷，一万六千七百多页的材料。

这个法官多长时间，把案件审完呢？11个小时！给审掉了。你的案卷怎么审呢？大量的证据不展示。

这个法官，还曾被评为青岛最美的法官。

最近诸暨法院下了一个判决，是王飞办的案子吧。一份判决，出了100多个错误。诸暨市还是枫桥经验的诞生地。

我在诸暨市和绍兴市，办过案子。我觉得，他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荣誉，要改变作风。诸暨法院和绍兴中院，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很重。我给绍兴中院办案法官打电话。那个法官，是个女的，没讲两句话，咔叽，她把电话掐了。

开庭的时候，你是法官开庭，开庭应当正襟危坐。她就这么袖着手看着律师，看能搞出什么名堂？

她听着听着，好像我们还真的有一点道理。后来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被告，从主犯变成从犯，但还是给他重判了一下。其实被告是无罪的。 

对于司法官僚主义，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一旦出现错案，法官、检察官们，上下互保，左右联保。为了怕被追究责任，死不认错。

错案追究制，要研究它。法官如果认认真真办案了，出于认识上的偏差，把案子判错了，不能追究他。你追究他干嘛呢？认识偏差是难免的。律师也是会把案件看错的，教授也可能把案件看错了。

如果法官是认认真真办案子的，那你不能追究他，办错了以后，就上诉呗。上诉以后，判错了，改了就可以了。

错案追究，追究什么？明知是无罪的人，非要去追究人家。像刚才说的青岛法官，给人判了无期。11个小时审完11名被告，16700多页案卷，他就给她判了个无期。

我去看守所见到那个女的，40来岁。下面有孩子，上面有老人，你给她判无期，这个家庭不全毁了吗？这个法官，应该追究。

辽宁朝阳的一个案子，判了个两人“迷你恶势力”。

恶势力团伙总得有3个人，网友评价比较到位，说微信拉个群，还得3个人。

我当时跟法官讲，东北经济已经这么差了，你再折腾企业，你们自己的工资，将来从哪来呢？

我为什么着急呢？这些企业为国家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税收问题。企业整垮了，怎么办呢？

我们焦洪昌院长，他是国务院参事，前一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何兵啊，你能不能就司法里面的问题，直接写几条，来点干货，我给上面反映情况。

周光权教授，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我们通电话，我说周老师啊，现在老板们，都纷纷住在监狱里面。

他说对呀，这个问题很麻烦，得抓紧想办法。

我说，我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取保，应保尽保。对于普通老百姓，交个三五万，如果不是杀人、放火这种恶性犯罪，就取保了嘛。

企业家，保证金可以多要一点嘛。交个100万，甚至交个三百万、五百万保费，就取保。

他要是跑了，他的企业不就是国家的吗？把坏人送到他们国外，把财产留给我们国家，这不挺好的吗？

我们国家的取保制度，要完善了，不必要那么复杂的。互联网时代，想跑很难。

对于企业家，能保就保。对于在押的普通人，也是能保就保，道理同样。

第二个，对于冤判重判的案件，有错必纠。没有这样的果断措施，企业家信心很难恢复。

办案人员检察官和法官，你别天天坐在办公室。你花一天时间、两天时间到企业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被告人到底是个什么人，你一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就很清楚了。

刚才说的那件非法制造枪支案，我到企业去调查，我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这个企业十几年来，有没有经济合同纠纷？答，没有一起。

你们和员工有没有劳动合同纠纷？答，没有一起。

你这个企业有没有受过政府处罚？答，只有一次被消防处罚，其他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正正规规的企业，被告是真心实意想做实业的人。

司法如何贴近人民？最根本的方法是，陪审制度。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这次去日本，旁听陪审案件，感受非常大。

这是一起杀人案。一进入法庭，9个人坐在法庭上。3个是审判员，6个是人民陪审员，他们叫“裁判员”。

比较奇怪的是，法庭后排，还坐着2个人。我一直纳闷，后面两个是什么人呢？

后来搞明白了，是替补裁判员。防止这6个裁判员，在开庭期间，因故不能到庭，马上替补上去。

注意，这个替补裁判员，是从头听到尾的，所以可以随时替补。人家法庭，准备得这么细。

日本法庭上，确确实实没有律师死磕的。法官有无上的尊严，为啥呢？检察官说任何一句话，必须站起来。律师说任何一句话，必须站起来。不站起来，不能说话。律师发问证人和被告，一个多小时，法官没有任何打断。那律师还磕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我们司法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客观讲，我们也碰到一些不错的司法。

比如说在四川巴中。我们开了个庭，你在网上搜搜，律师没有说话。为啥呢？人家法官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审理案件。现场勘验，鉴定人出庭，申请调取证据，法院都同意办了。

法庭充分尊重律师的权利，律师还磕什么？

芜湖谢留卿案。芜湖中院法官，硬生生开庭审了四五十天。法官的腰估计都快碎了。庭审终结时，100多个律师，集体鼓掌，向法庭致敬。这都是自发的。我们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

陪审员制度要修改。我们提请修法注意几点：

第一个，不能仿照美国，说陪审员只能审事实，不能断法律。认为人民不懂法，法律判断不行。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让陪审员跟法官有同样的权利。

第二个，陪审员要随机挑，当庭判。

这个我今天不详细展开。

将来修法的时候，不要再叫人民陪审员法了。这个，听起来确实不好听，好像人民是来“陪的”，应该叫做“人民审判员”。

职业法官称作“法官”，参审的群众，叫“人民审判员”。

把《人民陪审员法》改成《人民审判员法》。法官与审判员，完全平权，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司法的人民性问题。

只有让人民审判员的屁股，端端地坐在法庭上，司法才能端端地坐在人民这一边。

我想谈一个问题，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媒体究竟能不能报道？

现在有个怪现象，就是公安刚刚立案，就开始大张旗鼓在网上炒作，说我们破获一个大案，发现谁谁是黑社会。

你这个叫什么事呢？检察院还没审查起诉，法院还没开庭审理，公安就在那里造势，宣传。

国家司法机关，不仅仅是法院，包括公安和检察院，都应当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是不能向外发消息的，以免将来被动。要发消息，也只能是程序性消息。

芜湖谢留卿案，为什么公安、检察院，后来被动呢？就是案件刚开始，公安、检察院就大报、特报，我们破获了一个大诈骗集团。

在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时，繁昌县检察院正式报告称，我们破获了个大诈骗。

然后呢，只能死活不认错。

有很多案件，都是这样的。案件刚开始，还没搞清楚，公安或检察院包括监委，就开始宣传报道。后来一查，案件不是那么回事，下不来台。然后，强行把案子做掉，把冤案搞成。安徽肥西原县委书记金成俊的案件，也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解决的方法，要出台禁令，案件没有判决生效前，公检法都只能发程序性信息，不得发布实质性信息，律师在诉讼中，也只能发程序性信息，也不要炒作。

律师不炒作，公检法也不炒作，但一定要让媒体进来报道，让人民群众自由旁听。这不就可以了吗？

诉讼各方都不能炒作，让媒体和普通人民，来报道和评判。这样比较公平合理。

你让律师不要在网上说话，律师网上一说，就说是炒作。然后，公检法在那儿使劲说，那律师怎么能干呢？律师说，我的当事人，被你们抹黑成这样，我得说话。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公众媒体，能否报道？官方媒体也好，社会媒体也好，能不能报道呢？

英国近代最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讲得比较清楚的。他说，这里有两个价值，需要衡量。一个是保证法院公正审判，一个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评论权。

丹宁在判决中说，报纸应该有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报道正确，态度端正，评论公正，就不应当限制这种自由。而且应当允许详尽地讨论，不断地批评。因为公正的意见，是不会损害公正的审判的。

他其实对媒体也提出一个要求：报道正确，态度端正，评论公正。也就是说，媒体不能带节奏。

我前几天，问过日本的媒体记者，媒体能不能报道案件？他说，可以报道，但报道确实应当公允，客观。

所以我个人不认同，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媒体不能报道。要坚持庭审公开，保障人民旁听和社会评论法院的工作。

我国的诉讼法，要“长牙”。公开审判，要成为一个“有牙”的原则。我们应当修订诉讼法，规定法官如果限制公众旁听和媒体报道，性质上属于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一律发回重审。

旁听不是一个象征性权利，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利，对于国家而言，旁听是一个法治教育和监督司法的最重要的手段。

很多庭审，比我们政法大学的课堂，更精彩。日本的法科生，经常在法庭上旁听。比上课管用。

我们国家，法官们每年辛辛苦苦，开那么多庭，这是多么大的法治教育资源？

我国一年要审近3000万案件，如果放开让老百姓旁听，这是多好的法治教育？

既能教育人民，又能监督法官，何乐而不为？

所以，公开审判原则必须“长牙”。违反了公开审判原则，审判一律无效，发回。

法官为什么心狠

何兵

（注：“法治应生”为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

【延伸阅读二】

囹圄空虚

方为盛世

我20年前就批评美国的司法制度，但是在国内孤掌难鸣。

为什么中国学界那么多精英，没有发现美国司法的真相？他们完全是有能力的，但却不去发现一个真实的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我想，他们是想用宪法文本上的美国或者最高法院判决上的美国，来改造中国。

他们出于这样一种善良的心愿——把美国的宪法和司法文本宣传好，从而引导人们虚心向美国学习，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

但是这些学者很少研究美国监狱，研究美国基层司法，研究美国司法真相。

研究中国也好，研究美国也好，我建议大家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监狱。

只有研究这个国家的监狱，才能知道这个国家的真相。

假如你到医院去，医生要先化验一下大小便，先看一下排泄物。

监狱就是一个社会的排泄系统，你从那儿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病灶。

现在好在哪里？这一次疫情使中国人忽然发现，原来美国出了这么多问题？

我们刚才谈了美国的司法问题，其实美国的医疗保险问题更复杂，收费混乱，他们的价格是可以谈判的。

“这次治疗多少美金？300美金。我实在没钱。那就200美金。我还是没办法。那给我80美金吧。”

跟我们在菜市场买菜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借这个机会把美国司法的问题说出来，给大家讲清楚。

之所以迫切地讲美国的问题，还因为我眼看着美国的问题，正在中国重演。

比如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说，20年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刑事犯罪从1999年82.4万，增加到2019年220万。

检察机关办案压力大怎么办？那就把美国的认罪认罚这一套来引进来。

而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把220万的审查起诉量降回到80.4万。

按照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研究，2009到2019年间，我国人口总量只增加3000万，而审查起诉量翻了近3倍。

是我们的人民变坏了，还是我们的执法思路出了偏差？

我们应该更多地用民法来调整国家，用行政法来规制国家，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用刑法来规制。

日本的监狱里面关押5万人，我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乘以10倍，我国监狱里面应该是50来万人，而现在我们监狱里有170万人，可能不止。

美国更夸张，监狱人口比是我国的4倍。

这几年我们在学习美国，各地大量扩建监狱和看守所。

我看着特别着急。大家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因为你们的亲人、同学，很可能就在去监狱的路上。

我现在办的一个案子，我们法大女生的男朋友。从石油大学毕业，到P2P公司干了两三年，大概一共工资加奖金拿了100万，做技术开发的。这次被抓起来了。这个案件一共立案600多人！

更想不到的是，这个案子被定性为涉黑，将我的当事人定为主要参加者，现在大概定了四五个罪名，还包括杀人罪。

因为他们P2P公司找其他公司催贷，其他公司在催债的时候，可能把人给逼死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

一旦案子定性为涉黑，主要参加者为全案负责。

我们的一个孩子，他父母培养了这么多年，就因为在一家公司做技术开发被抓，可能一辈子毁了。

而当初P2P，还是国家政府鼓励的。现在板子打在人民的屁股上，而且这么重。

所以我们要警惕犯罪扩大化问题。打击面要窄，团结面要宽。

犯罪扩大化，一旦成为常态，我们自己或身边的人一定要受害。要么你自己，要么你亲朋，要么你后代。

美国犯罪扩大化问题现在很严重。

我写过一篇文章，重点研究美国警察滥用枪支的问题。据调查，美国警察一年在街上，大概打死1000多人。

美国人口是3亿多，中国人口是它的4倍，相当于我们警察一年在大街上打死4000多人，平均每天在街上打死十几个人。

现在很多人主张学习美国，我们在不断地强化警察权威。现在我们的警察很强悍了，这也是学美国的结果。

我对美国警察没有好印象。我在纽约的一个地铁站，搞不清楚路，就询问警察。

在中国，你搞不清楚路问警察没问题，警察一定会态度很好地告诉你。这一点上，我们对警察还是有很好的信任的。

美国的警察一听到我问路，非常不屑地说，这跟我没关系。他觉得他是老爷，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警察的问题，他们一年打死1000多人，而98%的警察不会因此受到追究。

刚刚郭航博士讲了美国轻罪案件中的诉辩交易，其实在美国重罪案件中也一样。

首先检察官给你定四五个罪名，问你是否认罪？一项对涉毒犯罪研究表明，认罪认罚的，平均三年。

只要你请求开庭审判，跟检察官对抗，平均13年，平均多10年。

所以在美国重罪案件里，被告纷纷投降了，不敢要求开庭。美国重罪案件，开庭的比例是3%，跟轻罪案件一模一样。

习主席要求发扬“枫桥经验”。我认为，到现在我们政法系统还没有贯彻学习好这个精神。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纠纷在民间解决，纠纷在行政解决，而不是犯罪扩大化，不是司法中心化，纠纷解决主要还是应该行政中心化。

我们这个国家，刑法学家不能再增加了，他们没事就去写罪名。刑法学家最大的成就，就是说某个法条是我写的。

一个国家法学家不能太多，律师也不能太多。

我们现在把律师作为就业岗位，作为产业来发展，鼓励大家没考过司法资格可以先实习，这很危险。

重刑主义不是我国的传统，司法中心主义也不是我国的传统。我国的传统是行政中心主义，是轻刑主义。

我国历来谈治世，衡量一个朝代是不是盛世，有一个标准叫“囹圄空虚”。囹圄就是古代的监狱。

是不是盛世，要看监狱里面关了多少人。监狱里关的人多，就不可能是盛世。所以美国不是盛世，也不是治世。

中美这场对抗，我坚决看好中国。这不是说我们的制度没有问题，而是美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美国想改，但是改不了。

老布什那个时候，就谈司法改革，但是改不动，因为美国100多万律师，是既得利益者。美国的宪法结构、宪政体制出了问题。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法是对的。什么是中国特色？一定要考虑中国的特点。

第一，中国人口有13亿，这就是中国的大特色。第二，几千年的传统。第三，社会的大流动，大融合。

你们大学生，从四面八方到了北京，可能都不回家了，现在中国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这就是目前的中国特色。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学习英美，生吞活剥，恐怕要出大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要考察一下日本的制度，近学日本，远学北欧。

到底选哪个国家学习？首先要看那个国家的监狱。我研究美国监狱，我说这个国家不行，我到北欧、日本看监狱。美国的监狱没法比。

我刚才讲，我们这个国家的律师不能太多，千万不能律师队伍大跃进。

美国的问题就是因为律师太多，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律师，有130万，中国的人口是它的4倍，相当于中国要有520多万律师。

我们现在有47万律师，据说司法部定的标准是2030年达到100万律师。这就麻烦了。律师数量一旦上去，以后就很难降不下来，目前这个问题真的很着急。

日本律师3万人，相当于我国30万律师就够了。我国现在已有47万了，还要为法官和检察官转岗预留一些额度。总量已经没有多大空间了。

何兵

本校杨帆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冲突一事，近来广为媒体渲染。

我的意见是，教授和学生都有错，社会可以就此议论，但教授、学生、社会都不应夸大事实以图轰动效应。

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和平解决。激化社会纷争，于国于己无益——台湾就是先例。

因为与杨帆教授专业有别，素无交往，对其不予评论，评论仅及本院萧瀚副教授，敬请读者谅解。

冲突发生以后，萧瀚就此事发表评论，陈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

此言一出，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负责的教授，以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以为萧瀚是一个败类，应当从中国政法大学清理出去。

作为萧瀚的同事和法学院领导之一，我有义务向社会澄清一些事实，并阐述这些言论背后的教育理念。

鉴于事件涉及本校声誉，并涉及大学应当如何对待学生，社会应当如何对待教授，民族应当如何对待教育这些重大议题，我已无法置身事外。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一切辩论的前提是还原事实。有人妄加想像，以为萧瀚极不负责，他的课堂一定混乱不堪。这是事实错误。

据我所知，萧瀚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

萧瀚是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个性并且人格自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学生和教学出奇负责的知识分子。

他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而且表现在学校管理上。

作为他的直接行政领导，我对他的评价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他不是一个好员工，但是一个好教员。

他的一些言行，个人并不赞成，否则本院就要散伙。但我和我的领导对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姑息养奸”。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

以萧瀚目前的学养和勤勉的教学态度，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成为政法大学最好的老师之一 —— 个性创造未来。大学灵魂在于包容，包容未必一定能够出成果，但没有包容，一定不能出成果。

萧瀚放任学生，学生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我知道，他在苦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他至少在家里闭门一天至二天。他开设的《先秦公法研究》，国内尚无二人。

他在进行艰苦的开创性工作。这种开创未必有成果，但这种开创精神，正是本院和本校的希望所在 。他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他的学术交往层次，是许多同龄学者所未能达到的。

他以自己的言行在感染和引领着他所深爱的学生——政法大学有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耻于自我表白；作为领导，我有义务为他澄清。

学生们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年青人有其天然的生命力和上进心，有其自在的识别力和使命感，对此我有充分的经验和信心。

出于阐述事理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目的，请容许我陈述个人的经验。

本人曾在山东烟台大学任教四年，但任一届班主任。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呢？这个四十余人的班级中，李富成同学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本班先后有四人取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作为地方院校，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相信法学同行们会有公正的评价。

作为班主任，我不注重他们的到课率，也不注重他们的成绩单。我所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和他们谈真正的理想，说真实的人生，并解答他们的困惑。

我相信，只要将年青人心灵的火炬点燃，他们会自我燃烧并照亮人生的旅程。

毕业以后，一个学生告诉我，何老师，看到你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跑步，一边听英语，我们哪能不上进啊？

我曾经是一名乡村初级中学教师，现在忝列著名大学教授，我的上进心和取得的成绩，是父母和教师管出来的吗？

不是，这是生活的压力逼出来的，是心灵深处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摧出来的。

就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都是以一流的成绩考入本校。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现实社会的竞争压力，已使他们有足够的人生动力。

作为教师的我们和社会上的家长，更应当呵护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我希望家长们认同一个道理，这就是，比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比枯燥成绩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活得很不健康，许多人已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为了成功而成功。

我深深地以为，他们应当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别样的人生——解放他们。

我呼吁整个社会，给他们以人格和自由，给他们以鼓舞和信心，给他们以关爱和勉励，他们决不是垮了的一代！

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不禁止学生吃点东西。我认为这和他们的饥饿有关，和我的尊严无关。

对于迟到的学生，我也从不斥责，因为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睡过了头属于正常。

我的课堂乱吗？我的学生放纵自己了吗？我的学生上课进进出出，满嘴都是零食吗？希望记者朋友亲身去调查。

我知道我的一些同事，对于课堂教学秩序有别样的认识，我也坚决地支持他们，这是教授的自由。

我院著名教授郑永流向以严谨著称，他也很受学生欢迎。

我相信，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教授，组成丰富多彩的大学，使大学真实可爱并让人留念不已。

对于学生逃课，我想首先要澄清一点，事实远非想像那么夸张。

记者朋友可以在清晨五点半到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调查，是不是学生已经成群结队在寒风中占座？上课时，是不是许多课堂人满为患，要站着听课？

一个大学当然有学生逃课，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全世界如此。他们逃了该逃的，听了该听的。我想，大学的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学生的逃课史。

我不鼓励学生逃课，但逃课远远没有想像那么可怕。本人在北大读书就曾多次逃课，我垮了吗？

我确实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从而取得世俗社会所赞赏的更大的成绩，我认为那样会毁了自己。我的人生我掌握，我的幸福我选择。

政法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成功，作为家长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成功观毁了孩子。

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我对她的希望是，身心健康。我对她的教导是，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我的上述信念有人不理解，有人不赞同，但既然身为教授，我有责任和权利贯彻我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信念就是信念，请原谅我无法证明它的正确，正如宗教一样。

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我不惮于误解和谩骂，执笔为文，为学生争人格，为教授争自由，为民族争未来！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