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段旋律，留给2020：春天来了，我们却还留在冬天

请点击上方“梅州飞艇”关注本号

这是一篇抑郁的文字，建议读之前先点开上面段旋律，让我们在忧伤中有点希望。

又到了“新年献辞”的高发季，但我早已抛弃了这个恶习。我对新年已没有展望，只想在年终回一回头，庆幸道，或者谈不上庆幸，只是感叹一句：哦，我们还活着。

以下的文字是2020年春天快到的时候写的，写完的结果你懂的。现在2021的春天都快来了，按照博大精深的记忆传统，我们对上一个冬天的事情多半已淡忘。恐惧、痛苦与忧伤的小调，被淹没在雄壮的进行曲之下，没有人来问一句，我们怎么就行进到了这里。冬天之后，没有春天，只有更冷的冬天，但人们都已习惯，并报之以欢呼。

在回头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位诗人为受难的圣徒们写下的诗句：

十字架刚刚立起，

长街上已是锣鼓喧天！

所以我把这段文字再发出来。肯定是不和谐的，但我就是想不和谐一下。

最近，我发现妻子好像有点抑郁。

她的话比平时少了，偶尔微微叹气。有时候，她会靠在窗边向外眺望半天，背影像个美丽的囚徒。

于是我也去窗边，想发现妻子在看什么。

我看见空无一人的苑区里，一树樱桃花正在怒放，一蓬白色，孤独而猛烈。

过了两天，我发现在远一些的地方又有了一树粉红，应该是杏花。

又过了两天，白色和粉红都没有了，剩下鲜嫩的绿色，娇艳欲滴，但依然孤独。

树上有一些红色的小灯笼，那是物管在中秋或元旦时挂上去的。当时树上只有光秃的枝丫，现在这些灯笼就破坏了美好的形象。

但我居然对那些俗气的形象产生了亲切之感，因为那毕竟是人类生活的痕迹。

妻子也发现了我的观察。终于，她叹口气对我说：“花就像鸟一样，倏忽间就飞过了。”

妻子说：“不管我们是否参加，春天是不会等我们的。”

妻子说：“最近大家都在说大自然的惩罚，其实大自然一切如常，春天该来就来了。”

妻子说：“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却被挡在冬天里。”

妻子说，突然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

妻子说，厌倦了随时戴口罩。口罩像一个套子，把我们装在里面。戴上口罩的生活，就像恐惧性病的性爱，没有欢乐，只有小心提防，只希望早点结束。

妻子说，每一个路人的口罩，都像是在对我说：“你是病毒，离我远点。”我们和他人之间，本来已不爱彼此，现在还要相互防范，并随时可能变成相互仇视。

妻子说，有一些人，例如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几位，他们本来就面目可憎，带上口罩更加令人厌恶。他们的口罩仿佛在说：“我们已经保护好了自己，我们从容不迫，我们将永远存在。”

妻子说，他们的安全真是令人沮丧的信息。

妻子说，我们本来已难以呼吸，我们本来已张口难言，现在却还被遮住口鼻。

妻子说，可笑的是，我们却使尽浑身解数，拼尽我们一生积累的所有资源，去争夺一只让我们窒息口罩。

妻子说，在被强加的迫害中，对迫害者给予的一点好处感恩戴德，那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在被强加的灾难中，因为争取到一点生机，例如抢购到了口罩、例如买回了一点蔬菜，就获得强烈成就感，这就是现在的我们。

妻子说，这种病症，该以哪个城市来命名？

妻子说，我厌倦了被关在家里，但我却不想出门。我厌倦了换上专门的出门装；厌倦了在室外每接触一样东西，都感觉在抓回病毒；厌倦了把大堆吃的用的买回家囤积起来，像发了横财的鼹鼠；厌倦了每次归来都在全身喷满消毒液，好像仅仅因为出了次门，自己就成了个祸害。

妻子说，每次回到家，都要犹豫先换衣服还是先洗手。如果先换衣服，就好像把病毒脱到了家里；如果先洗手，就要在换衣服之后考虑要不要再洗一次。妻子说，这种犹豫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但还是每次都怀疑自己做错了。

妻子说，我知道自己会怀疑人生，却没想到会怀疑得如此低级。

妻子说，我知道生活不容易，却没想到有一天它会变成冒险。

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本来已充满仪式和程序，到处会看见标语、到处会听见口号、每周有政治学习、逢年过节必须沉浸在欢乐气氛中。我们的家本来是唯一的避难所，但现在进个家门却繁琐得像加入一个组织。

妻子说，我们不断被告知，门把手、水龙头、下水道都有可能散放着病毒。我们不断被提示，如果想要活下去，就要加倍小心。但我们的生活早已充满恐惧，我们小心说话、谨慎打字、处心积虑地选择字眼、隐藏真实想法、随时露出假笑、随时观察形势，我们假装这样就可以平安，但这场灾难告诉我们：生活不堪一击，平安全靠运气。

妻子说，对某些人来讲，灾难可能掩盖了真相；但却对我来讲，它只是揭示了真相：我们本来就在灾难中。那种对灾难的恐惧早就使我们惊恐万端。

妻子说，在发现恐惧之后，我其实已不恐惧，我只是厌倦。

妻子说，我厌倦了满眼的惨剧，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母、老人失去子女。人们追着灵车哭泣，在被囚禁的窗前呼喊，在无人接纳的大街上流浪，以家庭为单位消失。成千上万的惨剧，即使发生时动人心魄，一旦结束就无声无息，什么都没改变，什么都没留下，只有自己的记忆，和他人的厌倦。

妻子说，厌倦不是冷漠，是无能为力的忧伤。

妻子说，我厌倦了人们走在大街上被按倒，呆在家里被封门，或者关上房门却被破门而入。暴力在平时已穿着合法的外衣，现在却又带上合理的面具。我们以前只是无计可施，现在却又无理可讲。灾难不光威胁着我们，更可恨的是还绑架了我们。死者失去了生命，生者失去了生活。

妻子说，我厌倦了对未来的担忧，厌倦了人们谈论崩溃、谈论下行。有多少辛苦建立的家会在灾难中坍塌，有多少日夜奔忙的人会在灾难中潦倒。我厌倦了看到“求生欲”这个词，生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为什么偏偏我们要苦苦追求？

妻子说，厌倦不是逃避，是无能为力的愤怒。

妻子说，最令人厌倦的，不是病毒，而是愚蠢的气息，无处不在，浓烈无比。鸟类被关起来还会自然地悲鸣，而有些人类被关起来却在高呼“加油”。如果有人不会高呼这两个恶心的字眼,他们会热情传授，所有不包含这两个字的语言都被愤怒抵制，这两个字眼可能成为最成功的文化输出。

妻子说，真相如此简单，简单到有人虽然不喜欢，但都懒得去隐瞒。他们只是简单地捂嘴，连理由都懒得给，连日记都不让记。如果来不及捂住你的嘴，他们就简单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妻子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简单的声音如此微弱，完全让位于另一种声音：“只有我们才能这样！”这声音铺天盖地，变成无处不在的欢呼，令人逃避不得，如火化场的浓烟弥漫成胜利的礼花。

妻子说，比愚蠢更愚蠢的，是粗暴的愚蠢。比粗暴更粗暴的，是理直气壮的粗暴。愚蠢的最高境界，是愚蠢得明目张胆，因为他们知道，愚者自会接受愚蠢，不愚者也对愚蠢无能为力。

妻子说，愚者受到奖励，不愚者付出代价，并会因为不愚蠢而显得愚蠢。于是聪明人都假装愚蠢了，如果这是一种病症，应该用哪个城市，或者哪个国家，来命名？

妻子说，但丁说过：“在痛苦中回忆甜蜜，带来双倍的痛苦。”而在愚蠢的围绕中保持清醒，带来的是双倍的厌倦。

我觉得妻子的每一句话都对，但看着满脸厌倦的她，还是很想给她安慰。但她是如此聪明，乃至于任何安慰的话都可能无效。我只能无力地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大家都是生活的囚徒。还记得《芙蓉镇》里的台词吧？活下去，像狗一样地活下去。”

妻子笑了，不是被我的话逗笑，而是被我努力安慰的态度逗笑了。

妻子说，其实，像狗一样地活下去，已经成了少数人的权利，他们甚至会为了这种权利而争夺不已，在争夺中获胜还会趾高气扬。

妻子说，其实大多数人被要求像另一种牲畜一样活下去，对一切表示满意，即使每天看着同类被抬出去，也要及时赞美抬得高效，被抬光荣。

妻子说，世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生活，一种是我们的生活。在前者，人是生活的囚徒；在后者，人是另一些人的囚徒。

妻子说，可怕的不是你的生活满目疮痍，而是你必须在满目疮痍的生活中得知你多么幸福。可怕的不是你的生活被人毁掉，而是你必须在生活被毁掉后得知毁得多么正确。

妻子说，我们曾经惊诧于某些群体的女性怎能习惯终日戴着面纱，但现在满街的口罩像无论男女都要戴上的面纱，隐藏着我们生活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生活，但其实我们只是生出来然后活着。

妻子说，我们活得如此厌倦，是我们配不上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生活配不上我们？

我说：“生活其实就是海里的船，我们只是登上了这一条。”

妻子说：“不，我们不是登上了这条船，我们只是被生在了这条船上。”

我说：“我们在这条船上已经待了这么久，我们对这条船的状况是有责任的。”

妻子说：“是的，我们又把这样的船留给了孩子，这是我们最大的错，因为孩子何其无辜。”

埃里克·克莱普顿是20世纪英国最成功的音乐人之一。在46岁的时候，他不到5岁的儿子意外身亡。他把丧子之痛写进了一首歌：Tears in Heaven。

阿杜是我的朋友，一个很棒的萨克斯手。Tears in Heaven 本是吉它伴唱，阿杜用萨克斯吹奏出来，送给了我。他说，这曲子在忧伤中还能听到希望。

阿杜说得没错，克莱普顿渴望与他的孩子在天堂重逢，而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在人间相聚。天空中满是忧伤，但孩子是我们余生的方向。有孩子，就有希望。

我望着天空，想起我们这代人都熟悉的台词：

“空气在颤抖，

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

暴风雨要来了！”

我把这段旋律留给2020。Tears in Heaven,通常被译为“天堂之泪”，或“泪洒天堂”，我觉得应该译为“天空中的哭泣”。但是它最好的名字，与原名无关，我们用整个2020为它配上了这个名字：

“春天来了，我们却还留在冬天”。

以下二维码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作者主号

 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