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己之所信，行己之所安 | 见识

高校毕业季，学子们即将踏上人生的新征途，而友邻部门的两位优秀同事恰好回到各自母校的哲学学院发表演讲。

在他们的发言里，有一些难以忽视、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复杂变动的社会里，我们需要内心的安宁，也需要外部同频的慰藉。

发言在获得授权后刊发，以餍读者。

普通人的“后复旦时代”

文/沈彬

复旦大学光华楼前草坪。

我是九七哲学本科的沈彬，是澎湃新闻的一名评论员。

当哲学学院邀请我来这个重要的场合发言时，首先我是自我怀疑的：我也是有这种资格的人吗？难道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不是需要在复旦捐一幢楼的那种人吗？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作为“母校妈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毕业生有这个发言的机会。这是我几十年以来接到的最大的单子。这是无上的荣光，感恩！感谢！

毕业意味着离开，我们都是戴着复旦的冠冕进入这所高校的。而毕业之后，我们将进入“后复旦”生活。对于很多人——比如我，会进入普通人的“后复旦”生活。

和诸位聊一下普通人的“后复旦”生活。这是我最可以说的。我是一名媒体的评论员，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曝光率比其他同学各位高一些，仅此而已。

像很多复旦的毕业生那样，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日三餐，碎银几两，“甲方爸爸”的教训，老板的PUA，每日的打卡，格子间里的PPT……在我所在的单位里面，可能一个饮水机，有7个复旦的在喝水。你有时有一种落差，难道曾经这么优秀的自己，就被困在这个地方了？

作为一个平凡的新闻工作者，今天的我，没有豪情万丈的底气来重复当年那句“今天我为复旦自豪，明天复旦为我骄傲”。但我依然认为，我守住了复旦赋予我的价值观，相信自由的力量，拥有思考的勇气，不随波逐流，不丧失良心，不屈服、不盲从，在普通的岗位为复旦守住一盏灯。

在很多无奈的关口、内心煎熬的时刻，我会坦率地说出一句，“这事我做不出来，因为我是复旦的，我是学哲学的，你不要骗我。”

沈彬在发言中。

毕业后，我们进入“后复旦时代”，复旦不应该是我们的包袱，而是我们的底线，复旦不只是荣誉，更是我们的价值观体现。我从哲学系出走半生，可能是行囊空空，头脑却有坚守。

23年前——一个遥远的时代，我毕业的时候，当时吴晓明教授给我们念过杜甫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曾经以为那个“儿女忽成行”的日子会很远。想不到真的很近。上周六我参加了我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其实，杜甫的这首诗里还有一句叫“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毕业23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相辉堂，有了“重上君子堂”的机会。

首先，我想说，哲学可以是我们一生的慰藉，你可以放弃哲学，但哲学没有放弃你。

最近，我在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是在我们学习的哲学史上不怎么重要的哲学家。一天，我突然翻到了一页，他是这么说的：“在你青年时期以后的那一段里，你明白不能像一个哲学家那样生活下去，这种想法使你断了追求名誉的妄念，你可以明白地看出，许多人也可以明白看出，你与哲学相隔甚远，所以你的生活无法去赢得哲学家的美名。”

我和很多院友一样，“与哲学相隔甚远”。但是哲学依然是我们的底色，依然从中得到慰藉，得到启发，在面对困难时保有信心，在内心焦虑时得到安宁。

在这个学院里，我们一起仰望过康德仰望过的星空，一起精神徜徉过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一起探索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王国。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让我们在有限的几年时光里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者有了奇妙的交集，这是其他人没有享受过的本体论的塑造。

今年春节，我去了贵阳修文县，那还有一个有名的名字，叫“龙场驿”，就是当年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在王阳明悟道的“玩易窝”的岩洞里，只有我和我的儿子两个游客，卤素灯把洞里照得特别亮。我闭上眼睛，万籁俱寂，闻着岩洞里泥土和沙石的味道，慢慢地感受和王阳明重复在同一个空间里的体验。“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句话突然就跳到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泪流满面，一个哲学学院“流浪儿”感受到了罕有的熟悉和慰藉。

最近，我一直用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安慰自己——按照自己的努力评价自己，而不是按照事情的结果。

你看，你可以放弃哲学，但哲学没有放弃你，你读过的《巴门尼德篇》或者《传习录》，总会很偶然地安慰到你，请大家珍惜。

第二，哲学不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附和这样的嘲笑，否则只会让你的处境越来越糟。

世界越来越艰难，社会越来越陡峭，当下就业的压力很大。他们说“文科就是舔的”，他们说“哲学就是无用的”，我们看到了有哲学专业的硕士去当了外卖员，这两天有一张网上传播的图片显示，一位女生拿着纸板求职，自称“精通欧洲哲学，分析哲学、女性主义”，却找不到工作。

但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要附和这样的嘲笑，因为哲学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可能离开了这个专业，可能今生再也不会接触那些晦涩的著作，但年轻的时候的梦想不应该被嘲笑，哲学更不应该被嘲笑。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句刻薄的话：“既然一样是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读一个自己想学的专业呢？”这话当然很刻薄。今天来复旦之前，我的一个澎湃新闻同事，也是复旦新闻学院的校友，特别提醒我跟诸位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提示一句：“哲学学院再不要看不起隔壁新闻学院！”

乐观地说，当下坚硬的世界，对哲学学院也是个“利好”，并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地反观“哲学之用”“文科之用”的机会。可能，之前不是你学的专业行，而是社会行；可能现在不是你学的专业不行，而是“社会不行”。丰盈的日子来了，就慢慢享受，粗粝的日子来了，不必妄自菲薄。

当社会的民粹合唱，把嘲笑文科当成段子，那么恰恰证明了哲学的意义。哲学不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文科也不是讽刺的宾语。

第三，我们有“爱智慧”的本领，而不是迁就愚蠢的市侩。

当下借着互联网的传播霸权，舆论场声音正在不断地下沉，反智主义、民粹思潮盛行，有人把刻薄当成清醒，把偏执当成率真，各种愚蠢被花里胡哨的理论包装成了智慧，占据了思想的主赛道。

在很多时候，这就是客观现实，我们无力反抗。但是在这个“爱智慧”的院系，今天我可以直白地说，应该警惕这样的思潮和感染。因为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坠落的幸福不是幸福，投降的权利不是权利，媚俗的智慧不是智慧。

专业的哲学教育让我们有了爱智慧的本领，而不是向下迁就愚蠢的市侩和妥协。在将来的很多年里，我们会面临着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极端愚蠢之间的落差，这是“后复旦时代”所难免的。

我们是光明的种子，智慧的蒲公英，我们要在人生当中捍卫复旦给予我们的价值。相信那些我们应该相信的，坚守那些我们应该坚守的。人生不长，时间是万物的吞噬者，不要用“正确”代替喜爱，不要把“算计”当成智慧。

第四，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所在的97哲学本科班的同学们。我们这个班毕业23年以来保持着超级的团结，我们每年都有一次聚会，在这个群里我们彼此鼓励、帮扶，共同感受向上向善的力量，走过漫长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诚挚地希望各位在毕业之后能够继续保持同学之间紧密的联系。复旦难得，哲学更难得。

凤凰花开，骊歌唱起，大家要走很久的路。毕业了，我们都进入了“后复旦时代”。复旦是起点，不是终点，复旦是荣耀，不是包袱，复旦是底线，而不是天花板。愿有一天，你遇到那个少年时的自己：不感伤，不后悔，不忧愁。人间枝头，各自乘流，愿诸位行有渡口，返有归舟。哲学给我们慰藉，而我们去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演讲发表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2010年，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周平浪 图

守己之所信，行己之所安

文/黄晓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下午好！

很荣幸能在这里作为系友发言，同时也很惶恐。记得武娟老师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征询太太的意见，她说：你肯定不是优秀系友，这毫无疑问，不过你也许是个有特点的系友。一个人二十年把心思都放在鬼（志怪小说）上，确实有特点。这个理由挺好。所以我就大着胆子跟老师、同学们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是1989年入学的本科，不过不是哲学系，是隔壁中文系的。1996年至1999年在哲学系读硕士。毕业后先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做了九年的图书编辑，2008年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工作，现在在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做编辑。我是中国哲学专业，当时中哲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文史哲三系合招的“中国文化建设”方向，我选了后者，主要是因为考研专业课有一门可以选中国文学史，不用考中国哲学史。所以，就哲学训练来说，我是先天不足的。不过现在回过头看，短短三年的哲学系生活，对我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至今受益无穷。

我的感受可以概括成三个字：做减法。最早是我在写毕业论文时的体会。我在研三第一学期期末就交了初稿。放假前，导师高瑞泉老师找我谈了论文，说了一些意见，总的意思就是四面漏风，很多地方不周延。我当时年轻气盛，跟高老师说，那我再补写两章，加五六万字，把漏洞堵上。高老师嘿嘿一笑，说，你这是要做加法啊！他这么一笑，我就慌了，琢磨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把初稿删掉三分之一，果然，高老师一看目录就说，这就清楚多了。顺利过关。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做加法，恨不得把各种想法都塞进文章里，既要又要还要，其实自己的能力是根本驾驭不了的。能把一两个小问题大致说说清楚，就很不容易了。我想不仅是写文章，工作中也需要适当地做减法。比如我做媒体，常常要在内容和速度之间做取舍，要在点击量和稿件的深度之间做取舍，很难两全，有时必须做减法。生活中也是一样。庄子早就说：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但现在社会似乎反过来了，强调“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我想，小孩子可能才是对的。

至于怎么做减法，我自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这个听上去就很鸡汤。不过我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不太注意自己的声音是不是被听到。一方面受社会流行的声音影响，但却往往以为是自己独立的想法；另一方面，校园生活的氛围与社会不同，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的声音必然会带来回响。我们哲学系的氛围就很宽松，读什么书、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老师都不干涉，尽量根据各人的偏好给予指点。哪怕是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老师们也会很耐心地倾听。大家知道，高瑞泉老师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的社会思潮，而我当时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周代巫术宗教的，赛道差了两千年。不过高老师从来没说这个题目不能做。即使到现在，我这些年写的关于鬼的文章，高老师都很支持，说写得很好玩。在学校里，我们在老师、同学那里得到的大都是正向反馈，会觉得自己的声音理所当然能被听到。但是走出校门，我们面对的是优绩制社会，在无处不在的KPI中，没有多少人会听你的声音，甚至连你自己都不想听。而且，现在社交网络上要各种站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恐怕很难，当然也更难能可贵。当你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时候，就会比较果断地做减法。

我的另一个体会是与社会保持适当的疏离感。这当然不是说要与社会隔离，我们也无法做到完全隔离。但我们其实很难与社会的保持同步共振，我的工作经历就是一个与生理年龄逆向行驶的过程。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做图书编辑，不少是古籍文献，一本书的节奏至少是半年或一年；三十多岁的时候做报纸周刊编辑，一周一期，节奏快一些了；现在五十多了，开始做网络媒体编辑，栏目每天更新。全反了。即使在我所在的部门，很多年轻人关注的话题、热点、梗也完全不懂。这个时候，为了让自己不会有智力上被碾压的感觉，就需要在心灵上适当与社会保持一点距离。我的做法很简单，这二十年就是读志怪小说中的鬼，像鸵鸟一样扎进去，因为在疫情期间出了两本《见鬼》，现在大家就叫我“鬼叔”了。我的这个疏离的方向可能与人类稍微远了一些，但是心里是很愉快的。不久前有一篇微信文章流传挺广，题目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后来有人传“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出自米塞斯，当然不是，因为作者我认识。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虽然他说的是古代的一些至暗时刻，但对我们也不无启发。网上曾有人说，目前在社会上只有四个选项，润、躺、卷、韭；我的应对方式就是不润、不躺、不卷、不韭。我们学哲学大都知道佛教有“八不中道”的说法，这“四不”里面的矛盾意味，我说不清楚，不过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我的感受、体会和做法，似乎不怎么积极向上，不过我并不担心跟你们分享，因为你们无论经历、视野、学识、韧性都远超当年的我们，你们会生活得更精彩。有位前辈学者曾送我一句话：“守己之所信，行己之所安。”我很喜欢，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共勉。

最后，感谢哲学系，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给我这个胡说八道的机会。谢谢！

（演讲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微信编辑：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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