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 “坚持独立自主”宝贵历史经验的三维释读

“坚持独立自主”宝贵历史经验的三维释读

张　颖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独立自主”提炼为党的百年奋斗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全面把握其丰富内蕴：从道路维度而言，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依据国情来选择正确道路，坚定道路自信；从理论维度而言，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把握好矛盾问题精髓学说和内因外因辩证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形成“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价值维度而言，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强调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把发展基点放在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上，从而切实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要胸怀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是根本，理论是指导，价值是取向。走好道路、创新理论、实现价值，都需要运用好“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宝贵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道路维度；理论维度；价值维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03

收稿日期：202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人优雅生存问题研究”（18BZX008）、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共产党人家风建设研究”（21YBA28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颖，女，河北保定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 atnet1232234@163.com。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所凝练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决议》把“独立自主”提到“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的高度加以强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政党自觉。围绕这一历史经验，学术界展开了热烈探讨，已有成果主要聚焦历史逻辑(注：熊若愚《理解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三重逻辑》，《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6期，第1-4页。)，即从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阐释我们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和发展。把握独立自主的历史逻辑非常重要，但要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时代走好自己的路，还需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刻把握这一历史经验的问题导向。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并非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其所关注的都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真问题”。概而言之，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主要回答了三大基本问题，即道路的选择问题、理论的把握问题以及价值的取向问题。本文就从道路维度、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来回答上述三大基本问题，以准确把握好“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宝贵历史经验的丰富内蕴。

一　道路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强调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注：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习近平《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0页。)。《决议》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7页。)这一历史结论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就是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仅体现在在具体事务上自己作主张，更体现在……探索走出一条来自自己、属于自己的路”(注：辛鸣《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第7页。)。如果一个党连自己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无法自己决断，却要听从别人的摆布，那么他就是一个依附型的党，而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党；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贯彻独立自主精神，也就无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党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道路探索史。回顾党的道路探索史，不难发现，这是一部苦难辉煌的发展史，之所以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掌握和运用了独立自主的科学方法论，但我们党对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一个“吃一堑长一智”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深化的过程，就是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因为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一）坚持独立自主，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准确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中国基本国情，从而独立自主地找到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当时中国可以学习的就是俄国革命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毛泽东所讲的这一“结论”是指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即俄国十月革命所指明的社会主义方向。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换言之，“走俄国人的路”，只是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中国革命努力的大方向，并不是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具体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我们党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曾经把俄国革命的具体做法，即通过工人阶级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而成功夺取政权的“城市中心论”的做法，简单移植过来，发动了广州起义。尽管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而且成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三天就宣告起义失败。这充分说明，不顾本国国情，而把别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具体道路简单移植过来，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质言之，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深刻教训，从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抓住敌人统治的薄弱链条即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因为从此中国革命才有了可以站稳脚跟的地方。当然，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只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初步探索。真正找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还需要我们党在此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回答好关于中国革命对象、性质、动力、任务、步骤、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则标志着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质、基本纲领、革命领导权以及未来目标等都已经形成了清晰完整的认识，终于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这样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不是从书本中找来的，也不是从俄国道路简单移植过来的，而是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走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

（二）坚持独立自主，成功探索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准确把握建国之初的中国国情，贯彻独立自主精神，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稳过渡，进而找到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强调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注：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相统一，贯彻“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如，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实现问题上，就要贯彻独立自主精神，不能简单从书本中来，而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7页。)。又比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同样贯彻独立自主精神，而不是简单移植苏联的做法，取得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成功创举，即“对企业的改造同对资方人员的改造结合起来”(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页。)的方式，资本家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在春风化雨中转化为自食其力的爱国者。

社会主义改造如期实现以后，新中国面临的更紧迫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依然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要求“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要以苏为鉴，少走弯路。正是因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初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注：杨振闻《走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求索》2020年第1期，第32页。)。

（三）坚持独立自主，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曾经所陷入的发展误区中走出来，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何从僵化的思维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关于“走俄国人的路”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科学命题，“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一重大科学命题，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精神，是关于矛盾普遍性（“社会主义”）和矛盾特殊性（“中国特色”）辩证统一的矛盾精髓学说的创造性运用，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种新高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在道路探索问题上变得越来越自信。而独立自主探索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我们党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四）坚持独立自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顶住内部转型的压力和外部施压的挑战，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答这一时代课题，很重要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努力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要以“中国之治”破解“时代之变”，要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注：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各国通用的发展道路，在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依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的决定。综上所述，我们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摒弃教条主义、抵制崇洋媚外、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探索史。坚持独立自主，是我们道路能够越走越宽广的关键密码。

二　理论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走好自己的路，离不开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路”行稳致远呢？从理论维度来说，就是要有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地发挥作用，还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独立自主精神在指导思想方面的具体体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能在实践中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就说明其缺乏理论上的独立自主精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发挥独立自主的理论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理论，那么即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2页。)，中国人也不能从理论上平视这个世界，还会停留于“言必称希腊”(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7页。)的理论模仿阶段。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注：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0页。)，“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注：习近平《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9页。)。

（一）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独立自主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从不主张把自己的理论教条化、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376页。)。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要根据各国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作出理论创新，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只会鹦鹉学舌，就会导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弗·恩格斯《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603页。)的消极后果。

（二）毛泽东思想是坚持独立自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不丰富，只能生吞活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就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左”右倾错误产生的共同根源之一，就是因为缺乏理论上的独立自主精神，只知道简单背诵或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中的话语，将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忽视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分析，不相信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就能够摸索出一条正确的新路来。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却被教条主义者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毛泽东没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没有吃过“洋面包”，穷山沟里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对教条主义者进行深刻批判，指出这些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只会“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页。)。1937年，毛泽东又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分别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揭示产生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强调要“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7页。)。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把握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一味强调理论的作用，严重忽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不仅深刻论述了内因外因的辩证法，强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而且原创性地提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即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原理、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以及内因外因辩证法，实际上就为阐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学理支撑。

随着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的重要论断。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党就开始有了以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属于自己的理论，标志着我们党从思想理论上真正走向成熟。这样，全党就有了凝心聚力的强大思想武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而从全党指导思想上来说，“转入主动”的标志就是从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开始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6页。)正是因为党的七大高高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精神旗帜，全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时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建国后，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在这段重要论述中，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要迷信包括苏联在内的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要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来；所谓“第二次结合”，则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言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做好“结合”的文章。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第二次结合”的光辉文献。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成功打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和谐、没有矛盾的形而上学的僵化观念，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独创性理论成果。

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3页。)。这一历史定位也同时说明，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就应当也一定能够弘扬独立自主精神，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独立自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继续弘扬独立自主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工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原创性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根本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在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至理名言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目的、发展方式等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3页。)这一警世名言告诉我们，理论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而要进行理论创新，则必须弘扬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党在新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8页。)。从根本上说，这一“新飞跃”的实现，离不开我们党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不是从别国模式和书本结论出发，而是从变化着的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独立自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4页。)，回答了新时代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这一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5-26页。)，提炼了“十个明确”的新要求，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过程人民民主论等原创性理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这一新飞跃的实现，离不开我们党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简单移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书本结论，也不是简单套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更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推进新时代新的实践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了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密码，也是这一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精神的生动体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把握和破解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在新时代回答好“中国之问”；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在新时代传承好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的独特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深厚精神支撑(注：韩庆祥《全面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第98页。)。

综上所述，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贯彻独立自主精神的过程。一个人、一个政党，只有打破对书本、对教条的迷信盲从的奴化思想，才能真正在心理上站立起来。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不同历史时期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深刻洞见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理论。

三　价值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强调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哲学上讲，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即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一种满足关系。“在价值哲学中，价值主体问题始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注：杨振闻《〈共产党宣言〉中的价值哲学》，《求索》2018年第3期，第36页。)。因此，从价值维度来讲，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独立自主，就是要从中国人民这一价值主体出发，“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页。)，切实维护好、实现好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要胸怀天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坚持独立自主，是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其他政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价值取向上能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原则，而是有其客观评判尺度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现实重大关系的处理中能否切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他政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就是直接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关系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好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有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还有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的直接参与。同时，共产国际还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费支持。不过，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制定的很多政策水土不服，却又总是试图以压制的方法、命令的方式来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贯彻执行，这就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在论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时，曾经指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54页。)。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因为自身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明显不足，自身力量包括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从而使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那里，就已经不是一种指导性意见，而是一种必须不折不扣加以贯彻执行的绝对命令。毛泽东对于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一味“迷信国际路线”(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的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他就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毛泽东在此连说三个“中国”，其用意就是要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部的力量（当时主要指苏联和共产国际）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在价值取向上坚持独立自主，从根本上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之不同，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则只会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独立自主，而且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国内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上，同样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比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就明确反对王明等人照搬外国“一切服从和经过统一战线”的简单做法。如果是按照王明那种照抄照搬的做法，实际上就等于丢掉独立自主原则，放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当局而不是广大人民，轻视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及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之不同，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注：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中心一环，才使得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日益壮大，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切实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把独立自主扩展为国与国关系处理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地搞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注：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的方针，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国家的发展，顶住了苏共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继续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注：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页。)

（二）坚持独立自主，是应对新时代风险挑战、维护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决议》把“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确定下来，充分体现了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如何理解这种重要性呢？从价值论上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只有把握好这一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风险挑战，从而切实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体而言，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需要着力应对好如下双重风险挑战。

一是指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这种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地区、行业、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灰犀牛”、“黑天鹅”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不下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不能切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所有这些风险挑战，是无法指望别国的援助来加以解决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实现强大和振兴。”(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7页。)对于体量庞大、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更不可能依赖他国来解决自身的风险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贯彻新发展理念，走独立自主之路，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来加以解决。

二是指新时代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时有抬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在这种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总体力量不断上升，成为其中的最大变量。这种变化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方面对中国全面施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举措，在供应链等方面制造麻烦，并且展开意识形态的渗透，大搞价值观外交，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甚至妄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进而影响中国大陆的和平稳定。面对外部压力，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注：习近平《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9页。)。只有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依靠全体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从容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在面对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方面对中国实施封锁的时候，我们更要自立自强。因为这些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注：习近平《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98页。)。

还应当指出，“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对外开放”是一个有机整体。换言之，新时代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绝不是以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老路上来被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而是要通过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之路，切实增强我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促进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生动描绘了初现端倪的全球化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时至今日，全球化更是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我们绝不能因为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错误措施，就慌了手脚，绝不能回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老路上去。相反，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页。)，大力推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引领新型全球化。我们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既不是国内大循环的自娱自乐、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也不是全国不同地区的小循环和地方保护主义，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握好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其价值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好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道路是根本，理论是指导，价值是取向。在新时代，无论是走好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还是作出创新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现价值目标、维护和实现好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都需要用好用活“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党的百年奋斗所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