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贵清 张鉴洲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

肖贵清　张鉴洲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根植于中国本土话语资源，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生成与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日趋丰富。学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已经做了初步研究(注：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黄志高《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现代哲学》2016年第6期；俞祖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曹威伟、刘新春《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理论导刊》2019年第12期等。)，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价值。因此，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从概念史视角系统梳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对于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脉络，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资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古代中国、清季民初、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复兴中华”概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提供了重要话语资源。

（一）古代中国“复兴中华”的概念

在现代汉语中，“复兴”意为“衰落后再兴盛起来”(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版，第411页。)。“复兴”一词古已有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页。)。诸葛亮《前出师表》也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注：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20页。)之语。这里的“复兴”和“兴复”都是指由衰转盛的历史过程，“复兴”的对象则是殷商、刘汉等古代王朝。

“中华民族”一词兴起于近代，在传统文献中与之近义的提法有“华夏”、“中国”和“中华”。诚然，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华”，其原意与今义相距甚远，但随着历史发展，“中国”与“中华”逐渐成为汉文化代称，也与“复兴”概念产生联系。目前所见文献中，南北朝时期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在致南齐的国书中较早提出“光复中华”(注：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24页。)概念。此后，这一概念更多为汉人反对其他族群政权统治所用，元末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注：陈建《皇明通纪》，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5页。)，明遗民朱舜水在明亡后写道：“他日中国复兴，未必非友邦辑睦所系”(注：朱舜水《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朱舜水集》，朱谦之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3页。)。这里所使用的“恢复”、“复兴”都是指汉人意图推翻其他族群政权，重建汉人王朝的政治行动，而“中华”与“中国”则均指汉人王朝，从中也体现出古代中国“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

概言之，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复兴”概念兼有“王朝中兴”和“王朝鼎革”双重内涵，不仅深刻影响了近代革命(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写道，“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这里的中国仍是指汉族政权，“复兴之理”也意为推翻少数民族王朝，重建汉族王朝，没有超越古代中国的“复兴”概念。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资源。

（二）清季民初“复兴中华”的概念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兴中华”概念逐渐被赋予了近代意涵。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振兴中华”(注：孙中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4页。)口号，虽然此提法延续了排满革命的“复兴”概念，其复兴对象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但这一表述已经浸润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其“振兴”手段已不再是传统起义，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其政治目的也不再是恢复汉族封建王朝，而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意识到过去主张的大汉族主义复兴存在严重问题，提出应当让汉族人“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将五族熔铸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由此，“振兴中华”的意涵从汉族重振转换为中华各民族的复兴，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话语资源。

在清季民初，许多先进的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使用了与“复兴中华”近义的表述。1911年，周恩来便有“为了中华之崛起”(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而读书的立志；1917年，他在东渡日本求学时，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注：周恩来《题词书赠郭思宁》（1917年8月30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的赠言。同年，李大钊提出了“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注：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1917年4月18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曾写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这些表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滥觞。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时期“复兴中华”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目前可见的史料中，较早提出“中国复兴”概念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恽代英。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围绕“中国复兴”概念做了诸多阐释。他指出：“北京政府打倒以后，必须从速修改条约，清理国债，安置平民生计，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后可以使一般人民有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然后中国有复兴之望。”(注：恽代英《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1924年3月20日），《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恽代英深刻指出，实现复兴应当要有党的领导：“中国复兴的可能，是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要中国复兴，许多人相信必须要一番破坏建设的努力。要完成破坏建设的事业，如上文所推论，必须要有党。”并认为这样一个党不能只是松散的组织，而应当是“伟大的、普遍的、真有力量完成破坏建设事业”的政党(注：恽代英《革命与党》（1923年12月20日-1924年1月20日），《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恽代英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复兴问题，但由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在党内的影响，“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占据主流，“复兴”概念并未在党内得到广泛使用。此外，党在论及民族时“常用的是远东民族、东方民族、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等概念，‘中华民族’一词用得不多”，而且“中华民族”的具体意涵也呈现出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注：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5页。)。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了建立“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必须“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党论议民族解放问题时的基本立场。事实上，恽代英认知的“中国复兴”受此影响，其实际意涵也更偏向于民族独立与解放。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儒家“四维八德”重释“复兴民族”，并高举“统一”大旗清党剿共。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党的“复兴民族”是用来掩饰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欺骗宣传”(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69页。)虽然毛泽东在文中并未直接使用“复兴民族”一词，但行文间已经表现了“民族复兴”的意涵。同年，陈云明确使用了“中华民族复兴”一词：“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注：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1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坚定地领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概念在党内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升高。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注：《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提议书中指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将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193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1941年，中共中央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注：《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488页。)。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意识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一词也明确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注：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2页。)。纵然国共两党“中华民族复兴”概念表述一致，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民族复兴议题上放弃阶级立场和反帝主张，也不认同国民党“民族复兴”所推崇的“儒学经义”与“传统道德”，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充分尊重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革除封建糟粕，创造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文明(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才是中国共产党向往的“民族复兴”。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鲜有直接使用“中华民族复兴”的概念。但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近义表述。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6页。)。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同年，毛泽东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第721页。)。在该年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注：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第725页。)，这些表述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复兴”概念依然鲜见于党的文献。但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一词是国家概念与民族概念的复合体，而其中关于国家发展的意涵肇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概念，都为改革开放后所沿用，成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话语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5页。)，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和发展。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提出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生成期，其表述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振兴”等不同表述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基本内涵。

“振兴中华”最早来自民间话语场域。1981年3月，为庆祝中国男子排球队获得世界杯男排亚洲区预选赛胜利，北京大学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注：毕靖、徐光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第2版。)的口号，“振兴中华”一经提出，很快上升为党和国家主流话语的概念。1981年，中共发表对台方针，称“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注：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 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1页。)。不久，党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又提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注：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90页。)的号召。自此，“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与“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港澳台、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统战工作最为常用的口号。另一方面，1984年，中国共产党在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提到：“坚决地贯彻好这些重要意见，必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振兴中华的大业。”(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节录）》（198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由此，“现代化建设”和“振兴中华”两个概念发生耦合，进而凝练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尤需指出，不论是“统一祖国”（“和平统一”），还是“实现四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与“振兴中华”并用时，在逻辑上属于递进关系，亦即“振兴中华”的内涵包括“统一祖国”与“实现四化”两个方面，换言之，只有完成“统一祖国”和“实现四化”方能“振兴中华”(注：1983年中共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中的表述也能对此进行佐证，这份文件提到，“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参见：《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83年7月2日），《人民日报》1983年7月16日，第2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振兴中华”几乎同时出现。1981年3月，《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并在文末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注：《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第1版。)。1987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表述正式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亦即分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4页。)。十三大召开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个世纪中叶的又一个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实现。”(注：沈进《在十三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开拓前进》，《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日，第2版。)比对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相契合，这反映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酝酿将“三步走”发展战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也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初步阐释。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注：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290页。)。此后，党也认识到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1988年，杨尚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只要振奋起民族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尚昆主席的讲话》（198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1988年4月14日，第1版。)。同年，姚依林在“五一”授奖大会上提出：“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极大地振奋起来，把我们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我们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姚依林在“五一”授奖大会上发表讲话 发扬工人阶级好传统积极参加和支持改革》，《人民日报》1988年5月1日，第1版。)这些表述虽然较为零散，但都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表述来阐释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这不仅符合中国这一时期的实际国情和广大民众的情感心理，也有利于激发海外华人的民族自信心，尤其是“振兴中华”一词直接承袭自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表述的号召力，使其成为该时期最为常用的表述。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深化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世界格局与国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

由“振兴中华”表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间，党的文献中仍然使用“振兴中华”、“民族振兴”、“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等多种表述形式。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代替“振兴中华”，日益占据话语主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较“振兴中华”有着更为丰富的语义内涵。“中华民族”全面准确地表述了复兴的主体，“伟大复兴”更能体现出中华民族过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现实奋斗的意义，“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也更符合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要求。

1997年，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讲话中指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主要标志”(注：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1997年1月2日，第1版。)。由此可见，“祖国统一”意涵一以贯之，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深入，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分三步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虽然此时仍未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三步走”发展战略相联系，但基于前文分析的二者之间的递进逻辑，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时间更明确表述为“建国一百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由此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3页。)。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线索对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行了全新阐释，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以深厚的历史内涵。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1页。)。首先，江泽民提出制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一定能“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第1版。)。其次，江泽民高度重视爱国主义的价值，他指出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的“爱国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注：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1页。)。此外，李岚清也进一步提出科教与人才事业之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指出“搞好基础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注：李岚清《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加快素质教育步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2001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11页。)。江泽民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20页。)。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发展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内容(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在实现共同理想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日益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将“祖国统一”视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这一论述，从历史必然的高度再次强调了祖国统一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意涵。2003年，曾庆红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注：曾庆红《我国工人阶级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主力军作用》（200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50页。)。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三步走”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2011年，胡锦涛在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1840年以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磨难史、奋斗史与探索史，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下，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三件历史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33-434页。)。同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方位做出了评判，盛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并评价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注：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524页。)，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视域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拓展至整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渊源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其更为完整的历史逻辑。

胡锦涛也进一步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方式。胡锦涛提出“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注：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42页。)，“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77页。)，阐明了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注：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52页。)。2008年，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一定能“万众一心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38页。)。这一论述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2011年，胡锦涛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坚持“三个必须”，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注：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526-527页。)。这些论述建构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系框架。

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阐释，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日趋丰富。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内涵的拓展

第一，习近平用“中国梦”概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2012年，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注：习近平《中国梦，复兴路》（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翌年，他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注：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34页。)。用“中国梦”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深刻内涵，使得这一概念更加通俗易懂，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传播。

第二，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发展了“统一战线”和“祖国统一”的意涵。2013年，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注：习近平《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2013年3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227页。)。次年，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注：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2014年6月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63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继续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同胞应当“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此后，他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针对日益猖獗的“台独”势力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祖国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注：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2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8页。)。这些论述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两岸统一的坚定决心，更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和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体系，使之更为完善丰富。

第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揭示了民族复兴的未来图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之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国家层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人民层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民族层面“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0-21页。)。由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五位一体”的全面复兴，从国家、人民、民族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样态，也发展了习近平在2013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注：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34页。)的概括，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

第四，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也有了更为丰富的世界意义。2013年5月，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注：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的答问》（2013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同年6月，习近平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记者时说：“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注：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2013年6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第71页。)他在2014年又指出：“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注：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这些论述一方面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发展日益紧密，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世界各民族和人类的发展提供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由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伴随中国高速发展甚嚣尘上，正面回应这些错误论调，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中国声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大有裨益。

第五，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详尽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分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4-7页。)。习近平将新时代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体系，并对各个历史时期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作出了全新阐释，揭示了“四个伟大成就”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论述表明了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7页。)，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维度进行考察，使其历史内涵更加丰富。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话语地位的提升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条文中增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2019年，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称作“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称为“两个大局”(注：杜尚泽《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第2版。)。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阐释“胸怀两个大局”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入宪，都显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地位的提升，表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由此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也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17页。)。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方式的明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4页。)。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逐步清晰，实现方式日益明确。

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清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0页。)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年，这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两步走”战略、现代化概念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发展现状有了更为科学的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已然清晰呈现。

其二，进一步明确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注：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34-235页。)。他在十九大报告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斗争”概念相联系，并认为前者的实现依靠对后三者的坚持(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1-12页。)。2020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归纳为“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注：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3日），《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第2版。)。2021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注：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2版。)，把党的领导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华民族才能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注：肖贵清《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红旗文稿》2021年第19期，第24页。)。他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注：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2版。)，给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问题”以明确的答案。党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练为“十个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途径的阐述涵盖了道路、主体、领导力量、精神力量、外部环境、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已经日趋明确。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古代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密切相连，与近代中国悲痛的苦难史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扎根中国大地、把握历史潮流，持之以恒地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日趋丰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逐渐清晰，实现路径和方式日益明确，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成为民族性与人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2-21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