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与历史的多元化趋势——杰瑞米·D. 波普金《从希罗多德到人文网络：史学的故事》评介 金嵌雯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与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比较研究”（20JJD770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金嵌雯，女，浙江浦江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和中西史学思想比较,E-mail: pjjqwag@126.com。 “history”（一般译作“历史”）和“historiography”，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关于history，学界大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它通常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指过去发生之事，即过去本身；第二层指史家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和理解。何兆武先生将后一层意思界定为“历史学”，并指出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并不等于过去的史实本身﹝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36-43页。﹞。关于historiography，学界尚缺少专门的论说，且对该英文术语的翻译也不统一。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学者们将其或译作“历史学”﹝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或译作“史学史”﹝如恩斯特·布赖萨赫著，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当涉及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观点时也译作“历史编纂”﹝如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话语的转义》，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向燕南曾对中文的“历史编纂”进行过专门论说，参见：向燕南《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0-46页。﹞。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些论说这一概念的新著作，美国历史学家杰瑞米·D. 波普金教授出版于2015年的《从希罗多德到人文网络：史学的故事》﹝Jeremy D. Popkin, From Herodotus to H-Net: The Stor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该书的中译本由笔者翻译，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简称《史学的故事》，而后面出自该书的引文仅括注页码），即是其中的一部。这部著作呈现为导论的性质，但对于加深理解historiography所指涉的学科研究，则不失启发性。Jeremy D. Popkin, From Herodotus to H-Net: The Stor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该书的中译本由本文作者翻译，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杰瑞米·D. 波普金教授目前任教于美国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历史学系。在实际的历史研究领域，尤其在法国大革命史、欧洲史和海地革命史等方面，他颇有建树，著有《革命报道：1789年至1799年间的法国新闻界》（Revolutionary News: The Press in France, 1789-1799, 1990）、《众人皆自由：海地革命与奴隶制的废除》（You Are All Fre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2010）等。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他特别关注于新近史料（如自传文学）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著有《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History, Historians and Autobiography, 2005）。《史学的故事》是波普金教授在其研究生课程“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的基础上写就的一部著作，其目标群体是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历史专业初学者。“怀着对历史的热爱”（“preface,” p.ⅹⅱ）,“通过毕生的阅读、写作和讲授历史”（p. 12），波普金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而精要地梳理和叙述了历史学自古典时代直至21世纪电子时代之变化与发展的历程。波普金教授将这一历程命名为一个“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historiography）。那么，相较于我们所熟悉的史学史研究，波普金教授这一“史学的故事”有何特别之处？我们该如何理解波普金教授称之为的“historiography”（笔者译之为“史学”）？下面，笔者将循着这两个问题，向国内学界评介这部著作。杰瑞米·D. 波普金教授 一 史学与历史研究波普金教授《史学的故事》一书以“historiography”为主要论题展开历时性论述，因此，剖析和明确“historiography”的概念，是作者展开论述的前提，也是读者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核心内容的关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在中文语境下如何翻译这一词汇。据《牛津英语词典》，“historiography”的词根“-graphy”可表示两种意思：一是指书写、绘画或图形再现的过程和风格;二是常用于某一描述性科学或类似学科的名称。例如，在17世纪，这一词根早初被使用时，有“heresiography”一词，指关于异教的论说；到18、19世纪，随着诸多业余研究成为专门化的学问，这一词根使用渐趋频繁，出现了如planetography（行星学）、cartography（制图学）和oceanography（海洋学）这类词汇﹝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https://www.oed.com/view/Entry/130846?print. ﹞。言及historiography，它即由history与-graphy构成。在15、16世纪这一词汇刚刚出现时，它多指对历史的书写，亦即对历史的论说；到19世纪，随着历史研究转变为大学中的一门专业学科，它逐渐被用来指涉对历史书写（历史论说）的研究﹝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https://www.oed.com/view/Entry/87319?redirectedFrom=historiography&print. ﹞。因此，考虑到“-graphy”这一词根的通常译法，我将其译作“史学”。那么，波普金是如何定义“史学”的呢？在其著作中，“史学”被视为历史学科之下的、区别于其他诸多不同历史（history）研究方向的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著作的开头处，波普金即将“史学”定义为“一种批评性的评定活动”，其所评价的是“史学家尝试用以重构过去事件的方式方法，而这些过去事件区别于史学家做出的有关过去的陈述”（p. 3）。具体来说，这种意义上的“史学”关注于下列问题：“何谓历史难题？何谓历史证据，以及何为阐释证据的恰当方式？应当如何组织历史记叙？历史服务于什么目的？”（“preface,” p. ⅹ）除此之外，“史学”还可指“历史本身的历史，也就是‘史学史’”，包括“理解过去史家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内容及其采用的方法”（p. 3）。在这些定义中，波普金实际区分了历史学科所涉及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这是实践的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二个层次为史学家针对过去事件的陈述，这种陈述区别于过去发生的实际事件，这意味着它在过去发生事件的基础上还损益了一些东西；第三个层次即史学，它是对史家看待过去事件的视角、用于研究过去事件的方式方法以及这些视角和方式方法之变迁的研究，或者说，它是对第二层次与第一层次间关系的批评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处理前两个层次间的非投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这种定义宣告了史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性质，后者以过去事件为对象，最终获得囊括了历史信息的历史知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同一些历史信息或同一个历史主题，史学家常常能讲述各不相同的故事。因此，在图书馆的历史类书架上，我们能够找到同一主题的不同书籍，并且书籍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多。而史学是对历史知识的反思，其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历史类书架上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历史作品及其体现的思想、方法，而非历史事件本身。因此，波普金认为史学是一种“元话语”（metadiscourse，“meta-”有“在……之后”之义，可引申为对某物本体的思考），一种“关于叙事的叙事”（p. 5）。从这一层面上说，史学一定程度上便与文学批评类似，它们都试图针对某部或某些作品做出批评性研究，尽管后者所涉及的故事往往是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虚构”。一些史学研究者，最具代表性的即叙事主义者，常常借助文学批评的手法来研究史学。但与此同时，史学又不仅仅只是针对作品的特殊批评。鉴于历史著作对真负有承诺，因此，波普金指出，史学便必须涉及一些哲学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真确地了解事物（p. 6），故史学与文学、哲学共享着关切。倘若史学的确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并不以过去事件本身为研究对象，那么，史学是否与历史学科格格不入，它是否还能够作为历史学科中一个正当的独立分支呢？对波普金来说，答案不是否定的，他始终认为史学在历史学科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波普金指出，即便大部分研究者最初出于对历史事件的兴趣而选择研究历史这一区别于文学和哲学的特殊学科，但仍然有必要至少接触一些史学论题。他将研修史学课程形容为历史专业学生的“一个成年礼”，“一次考验，用来检验群体中胸怀抱负的成员是否足够坚定，是否要接纳他们正式传授以史学的奥秘”（p. 6）。这是因为，第一，研习史学可以帮助历史专业的学生由历史知识的消费者成长为历史知识的生产者。作为历史知识的消费者，他可能仅仅对历史过往感兴趣，并从阅读历史中获得乐趣。但通过熟悉史学，他能够转而进入历史学家的世界，思考和理解历史学家的思维、工作方式，进而更好地审视历史作品，不只是简单地说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它，而是给出判断的理由。第二，史学问题将可能引导研究者参与进史学论辩之中，而“重构过去所牵涉的基本问题是在史学论辩中被公开提出的”（p. 7）。史学论辩不同于围绕历史事实展开的争论，后者往往能够依照一个或几个决定性的证据得出结论。但史学论辩却无法通过考证某一事实获得共识，它是有关过去之意义和阐释的争论。波普金举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即有关如何界定希特勒应在多大程度上为纳粹大屠杀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文献层面，研究者们大致可以肯定，希特勒并没有签署一道书面命令要求执行大屠杀，大屠杀是被渐进施行的。但这一结论与回答上述问题并无直接关联。这一问题根本上涉及如何看待人类本质和人类存在：人类有自由意志吗？人们的行为本质上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吗？存在支配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吗？过去不同时代中的不同社会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吗？等等（p. 7）。显然，史学论辩将引导史学家意识到不同研究者之所以如此研究和审视过去的隐含假定，他们之所以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当然，史学也能够为研究者提供看待过去的新视角。鉴于史学对历史研究者的这种种启发，波普金将史学视为能够不断激发历史研究的“活力剂”。尽管它可能引发种种分歧，但它足以促发抱持不同观点的史学家富有成效地进行对话，同时有助于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思维对更广阔地理解人类事物所具有的独特贡献。总而言之，史学能够让一位历史研究者更为成熟、更具批评性地看待自身和周边同事的工作，同时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及社群所持有的历史观。二 史学的研究要点在界定了“史学”的概念，明确了它的功能之后，波普金开始讲述史学视野下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到21世纪结束。它尽可能地触及史学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传递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子，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当前所正在进行的历史研究是独一无二且最佳的。从多个要点出发，波普金展开了他的史学研究。首先，波普金的叙述十分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状况与历史研究、历史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波普金看来，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是推动历史研究及历史意识变革的重要因素。从西方古典文明中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始，波普金揭示，历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而这些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几乎在该书正文的每一章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波普金提到，15世纪文化领域的文艺复兴革命，推促人文主义者们抱持批判精神，运用理性来研究古代遗存，质疑长久以来的传统，并重新界定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其后，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民族国家意识，革命反对者们对民族历史遗产的反思，都催生了19世纪“历史的时代”以及专业化历史学的形成。而一战的发生，又破坏了学术性历史研究发展的根基，即人类对历史进步的普遍信念，同时也孕育了像《西方的没落》这样将世界历史描绘为不同文化体生长、衰弱之循环过程的悲观作品。因此，史家所身处的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将极大地影响他如何看待过去。其次，这一史学的故事聚焦于探讨历史研究主题的变迁及扩大，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革。波普金指出，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应当纳入研究范围的不同历史主题，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合法性。虽然古典时期的希罗多德已对记录不同人群的文化抱有兴趣，但在随后直至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历史研究都以修昔底德所开创的政治史及其“亲缘”外交史作为自身主流。直至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年鉴学派的兴起，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才逐渐产生影响并构成历史知识的重要部分。而在20世纪末期，文化史替代经济社会史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领域，相较经济社会史将经济因素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要素，文化史家更重视文化对社会乃至共同体的形塑作用。另一方面，在每个历史研究主题内部，史家研究所由以出发的视角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很大程度上，其视角和方法的改变是后世史家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前代史家研究成果加以批评和反思的结果。例如，在19世纪，因档案材料、民族主义政策等因素，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通常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但当前，政治史的研究者们已意识到这一局限，他们试图超越国家边界，在自身领域展开一场“全球化”运动，或转向研究国际联盟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政府的历史。再次，这一叙述还涉及讨论历史知识传播媒介的变迁。得益于不同的传播媒介，读者方能获取历史知识。在著作中，波普金论及多种历史知识的传播媒介：从15世纪由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活字印刷术（Chapter 3），到2000年后逐渐在历史研究领域普及的互联网档案馆、数据库、搜索引擎、网络百科以及一些印刷品外的传播媒介，如历史博物馆、历史电影、平面艺术甚至带有历史设定的视频游戏等（Chapter 7）。印刷术使得历史著作复制本的流通数量成倍增长，由此读到历史著作的人数大为增加；互联网和印刷品外的媒介则似乎正在改变读者的阅读方式甚至体验历史的方式。与此同时，每一次的媒介变革也对历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应对的挑战。印刷本（包括特许状、法律条文等历史文献的印刷本）的出现，大为拓展了研究者所能阅读到的史料，但也对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问题。如果不曾接触过原始文件，那如何能够确保复制品的真实性呢？而那些印刷品外的传播媒介，更是对探究新的历史再现逻辑提出了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另类媒介呢？它们的再现规则显然已不同于书页上的历史。这些都处于波普金的史学思考中。再其次，考察史家共同体和维持史家共同体的制度体系，亦是这一史学故事的重要议题。波普金注意到，直到18世纪末，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出现，历史研究才逐渐转变为大学中的一个科目，并到兰克时被正式确立为一个区别于文学和哲学研究的独立学科。历史学的独立，宣告了它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和特定的研究规范，这些规范必须通过系统的培训获得，而历史研究的好坏也将由掌握这些规范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评判。因此，历史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与职业史家团体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反过来，系统的培养体系，雇佣史学家的大学、学院和其他机构，维持史学家间关系的学术协会，刊登史家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以及职业史家用于评价各自作品的同行评审机制，在两个多世纪中始终维系着史家共同体的团结、稳定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一章中，波普金还向历史初学者介绍了如何才能成为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并享受自身的工作。这需要初学者真正地对研究过去怀抱热情，感受到自身研究的价值，同时成功地跨越职业道路中的各个关卡。最后，波普金试图在叙述中提醒读者，尽管当前世界各个区域的历史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开始，在批判吸收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基础上，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19世纪的兰克学派走向专业化，又经年鉴学派、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流派发展至今），但包括中国、犹太教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也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这些跨越时代的不同社会中的历史传统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且同样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历史传统，都是不同地区的史学家们为获得历史知识所做出的辛勤努力的证明。在著作中，这些各不相同的历史传统被融于一个完整的融贯叙事中，波普金论及了它们的源起、发展以及在特殊社会条件下（如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不同传统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多中心的史学图景。通过关注这些不同的要点，波普金表明：史学不仅只是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史家所写的作品如何研究与再现历史，而且涉及探讨当前史学家所运用的方法、所持有的视角、所身处的环境与共同体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它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将可能如何发展。从这一层面上说，波普金的史学故事不仅关注于过去，而且立足于当下，它让史学家了解到历史学发展至今所拥有的历史意义。三 历史的多元化趋势在上述这些不同关注点的基础上，波普金编织出一个融贯、丰富、多中心、多方向且富有历史感的史学网络，他用故事的形式再现它，并付之以一个开放式的、留给读者以希望的结局。用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波普金在“第二部分当代史学”中勾勒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直至21世纪头10年西方史学的发展状况，由此描绘出其试图展现给读者的当下的历史学科图景，以作为这个故事富有特色的结尾。从上述几个关注点出发，我们可以对这幅新近的图景加以剖析。在社会文化政治状况层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大学校园中蔓延开来的民权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等）﹝虽然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很快平息，但这一运动所遗留下来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影响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高校中的历史系学生聚集起来，要求开设一些与自身生活关注点相关的课程，如能够解释越南战争缘起的越南史课程、论述美国黑人史及少数族裔历史的课程以及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相关的课程等，这推动了西方大学中历史学科课程的多样性改革。此外，学生们也要求改革学分授予方式，这推进了学生课程评价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见：Jeremy D. Popkin, From Herodotus to H-Net: The Story of Historiography, 129.﹞，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逐渐扩大的影响，以及千禧年网络时代的来临，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的变革。这种变革在研究主题方面体现为，史学家的关注点扩展到“文化转向”、心态史、日常生活史、妇女史、性别关系史、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庶民研究和全球史等话题上。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史家运用更多元化的方式来研究和设想历史，如利用统计学式的计量方法、人类学式的白描，口述历史，从微观视角出发进行叙述（微观史），或运用“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视野，将历史证据范围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的考古数据和DNA证据等，以及围绕自我形塑等概念展开的新传记方法。在传播媒介方面，网络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研究者交流、阅读的方式。通过网络，身处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无需会面，即可实时交流，或在论坛中进行讨论；只需待在家中，史家便可阅读档案馆中的丰富史料，并搜索各类历史资讯与出版物。互联网使得搭建一个档案信息网络成为可能，并改变了先前运用、操作历史数据的方式，同时，它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历史讨论提供了便捷。此外，如电影、电视纪录片、历史博物馆、漫画作品和平面艺术等印刷品外的媒介，正越来越成为普通读者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在史家共同体层面，公众对历史博物馆日益增长的热情，描写过去的大众文学的持续畅销，都透露出当前历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使之适应学院之外历史类职业的需求。不论从哪一层面看，当前的历史领域都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波普金概括为“主题的多元性、方法的多元性、历史借以传播的媒介的空前多元性”（p. 229），或许还有历史研究和再现者的多元性﹝除了专业史家之外，文学家、展览策划者、媒体从业者、漫画家甚至游戏设计者都正在扮演着历史理解者或历史知识输出者的角色，并在大众间产生影响。﹞，以及历史传统的多元性。对此，波普金评论道：“在一些人看来，当前是成为历史学家的最好时代，因为在重构过去真相的路途上存在如此多的可能性；当前也可以是成为历史学家的最坏时代，因为历史学这项事业已越来越难以被定义。”（p. 229）这种多元性是否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仍然值得探讨。就波普金个人而言，他属于多元性的支持者。尽管他承认，多元化的确会带来对立和冲突，甚至很难再达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叙事，这一点会让很多史学家感到痛惜，但我们也不应对历史学的未来感到绝望（pp. 11, 230）。因为，波普金透露出两点理由。第一，公众对历史学日渐增长的兴趣恰恰说明，一个数百年来适应了如此多不同状况、解决了如此多人类之深刻问题的学科，是不可能消失的，即使支持它的体制安排已有改变（p. 230）。历史学始终对人类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以及自身的存在有所贡献。第二，多元化状况也能够让历史学保持自我发展的活力和激情（pp.ⅹⅱ, 11, 24），能够让史学家在论辩中拓展研究，激发更为丰富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想象力。毋庸置疑，面对这种多元化的状况，波普金的作品揭示出历史学科需要史学的参与。史学分析能够拨开这一多元化状态的迷雾，探明其何以产生的内在理路，帮助史家对不同的研究路径持以更多的理解，并加以批判吸收，从而促成学科整体的辩证发展。波普金针对年轻人撰写这部史学导论性著作，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与此同时，史学研究还试图在这种多元化状态中，揭示居于不同传统、持有不同眼光的历史研究者的共同信念与追求。不同地区的史学家们都对研究和叙述过去抱有强烈的兴趣，并且坚信研究和探讨过去是有益且富有价值的。而历史所能提供的其中一种重要价值，即是告诉人们人类世界中的真实状况。不可否认，历史的意义需要真实性作为根基。波普金提到，即便是游览历史主题公园的游客，也想要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而像迪士尼这样的娱乐公司也会付出一些努力来满足游客的愿望（p. 232）。从表面上看，史学让史学家或历史阅读者和体验者意识到，历史的真实性并非如摄影术那样朴素，但从根本上说，史学研究无论如何都试图从各个层面出发，为历史学科论证一种更为坚实的真实和客观性基础，以便将这些多元化的历史叙述囊括进历史知识的范畴中。 ［责任编辑：凌兴珍］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01-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