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7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了探索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计划，旨在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这一提议促成了六个月后全球能源互联发展与合作组织（GEIDCO）的成立，该组织在刘振亚的领导下，推动亚洲“1+5”能源网络建设，目标是将中亚建设成为向欧亚大陆输送清洁能源的主要通道。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部分，中国的能源外交在全球能源需求和价格下降、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依然活跃。例如，哈萨克斯坦的札纳塔斯风电场已于2021年6月全面运行，而科斯塔奈的Ybyray风电场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油气管道和输电线路投资。自苏联解体以来，新的势力进入该地区，引发了新的地缘政治竞争。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旧秩序在油气管网和电网中仍有残留。然而，随着全球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竞争和地区国家减少对俄罗斯依赖的意愿，为中国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重新塑造中亚的空间、经济和政治关系提供了机会。这些管道直接连接中亚与中国，重组了地区能源贸易，减少了俄罗斯的影响力，并将该地区按照中国的条件整合在一起。同时，中国建设的电网通过向电力短缺地区供应能源，促进了国家空间的一体化，增强了中亚国家的独立性，并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一些跨国电网项目还旨在促进这些国家向中国出口可再生能源。

尽管如此，基础设施自身的持久性和路径依赖性意味着中国建设的油气管道和电力线只是部分地重塑了地区能源秩序，仍然受到该地区先前基础设施的限制。尽管中亚的地缘政治重建是一个不完整、开放和极具争议的过程，但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已经为巩固后苏联时期的地区秩序做出了贡献。

 1   基础设施、能源网络和区域建设 

在西方的中亚地缘政治构想中，基础设施起着核心作用。20世纪初，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强调了横跨欧亚大陆铁路的战略意义，认为它将提升陆地力量的流动性，使“中心地带”成为世界竞争的“支点地区”。

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发现进一步凸显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重要性。里海盆地的内陆特性要求建设跨国长管道，以将石油输送至欧洲和东亚市场。尽管液化天然气（LNG）地位上升，管道依然是大陆天然气长距离输送的经济高效方式。随着电力的普及，特高压（UHV）输电线提供了一种成本效益高、污染小的电力输送解决方案。这些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因其固定性和相互依赖性，赋予了能源和电力贸易高度的政治属性。它们不仅作为输送能源的渠道，也构成了影响国家间相互依赖行为的网络。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庞大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投入，常成为大国施展影响力的平台。

本文关注的是能源作为外交工具之外的权力运作方式：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结构性权力得以行使。这种权力通过定义行动者的角色、利益和能力，决定了行动的方式和相互关系。

基础设施有助于区域的形成，既是物理空间，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构建。它们通过促进跨境流动，具体化了一个区域，并体现了成员国间关系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反映了与莫斯科在中亚“后苏联”空间重组上的分歧，即使新建的管道和电力线路是现有系统的补充，依然是俄罗斯关注的焦点。

中国建设的管道和电力线路推动了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增强了周边国家的能源系统能力，促进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同时，跨国管道将中国与地区国家嵌入了新的相互依存结构中，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为生产国和过境国重新分配了角色和利益。这些管道系统将中亚与中国的经济秩序紧密连接。正如后文将展现的，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仅部分改变了地区能源秩序，由于基础设施的持久性和路径依赖性，新建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苏联时期的能源基础设施。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能源外交被视为其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核心。中国对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追求，源于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和避免对中东供应及“马六甲困境”的根本依赖。中国在中亚作为主要能源买家和投资者的角色，已经显著地重塑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俄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已被广泛讨论，俄罗斯试图保持其影响力，而中国则在不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前提下，向俄罗斯保证接受现状。然而，全球金融危机、能源价格下跌以及俄乌危机导致俄罗斯对中俄能源合作的态度逐渐转变。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从以下四个问题中理解中国-中亚管道与苏联时期管道系统的关系，以更清晰地了解地区能源秩序的变化与连续性：

• 苏联时期的油气管线和输电线路是如何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的？

• 新建的油气管线或输电线路如何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能力？

• 新旧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有何联系？

• 中国投资的能源基建如何塑造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结构？

 2   嵌入中亚秩序内的能源基础设施

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以石油为例，哈萨克斯坦拥有该地区大部分的石油储量，特别是其西部的田吉兹、卡拉恰甘纳克和卡沙干油田，这三个油田集中了全国75%的可采石油资源。而在天然气方面，土库曼斯坦以其庞大的储量位居世界第四，几乎占据了中亚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全部。

国际社会对中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哈萨克斯坦以其广阔的地域，占据了该地区70%的风力发电潜力。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则以其丰富的水力资源而著称，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其水力发电潜力不仅占据了中亚的53%，更达到了全球的4%。

回顾历史，苏联时期的中亚被纳入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苏联在中亚建立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不是为了连接和整合各国内部的系统，也不是为了促进各国的经济利益。相反，这些设施的设计是以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独立经济体为前提，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被运往俄罗斯和欧洲进行加工使用，从而为俄罗斯天然气腾出出口欧洲市场的空间。在电力分配上，中亚的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中亚电力系统（CAPS）相互依赖，共享国内的电力供应。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北部则被纳入了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UES）。总体来看，当时的能源系统是按照苏联的政治逻辑，以枢纽-辐条模式组织起来的。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地区空间的政治格局也随之重组，但苏联遗留的基础设施及其所体现的空间、经济和政治倾向，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后苏联时期中亚的国际关系。

（一）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苏联时期的能源基础设施，特别是管道系统，其旧秩序在今天依然根深蒂固。例如，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主要通过原里海管道财团（CPC）的管道和阿特劳-萨马拉管道进行出口。在中亚天然气管道建成前，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大多通过布哈拉-乌拉尔管道（BUP）和中亚-中央输气管道（CAC）进行出口。

这种路径依赖性同样体现在运营和分配上。中亚国家长期依赖苏联时期的炼油厂，这些设施技术落后，生产轻质油品的能力有限。它们因持续依赖俄罗斯原油而进一步受限。天然气领域也面临类似问题。例如，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因含硫量高，在出口至乌克兰前需由乌兹别克石油公司进行净化处理。在哈萨克斯坦，阿特劳（Atyrau）和曼吉斯陶（Mangystau）地区的天然气业务依赖俄罗斯的水电供应。卡拉恰干纳克气田的天然气还需运往俄罗斯奥伦堡加工后再运回国内。

此外，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管道网络，哈萨克斯坦长期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简称“俄气”）的管道进口乌兹别克天然气以满足南部地区需求。同时，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也由俄气重新分配给吉尔吉斯斯坦。这些情况表明，尽管苏联解体已久，但其能源系统的旧秩序仍在影响着中亚国家的能源运营和分配。

苏联时期建立的输油管道系统不仅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也使它们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巩固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结构性权力。直到2000年代中期，莫斯科通过“点对点制度”控制着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条件。例如，在2000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提出以每千立方米42至45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出售天然气，但俄罗斯坚持只支付36美元，尽管它能够以85美元的价格将同等量的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转售至欧洲市场。俄罗斯不仅控制着价格，还决定了支付方式，导致土库曼斯坦在90年代只收到了40%的硬通货付款。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管道的依赖，实际上让莫斯科掌握了这些国家的出口量。例如，在2007年之前，俄罗斯一直拒绝提高CPC管道的容量，除非关税和利率得到调整。然而，当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在2007年收购了CPC管道31%的股份后，莫斯科立刻成为了扩大管道容量的积极推动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的这一态度反而激发了哈萨克斯坦建设通往中国的管道的决心。

全球能源需求和价格的上涨，虽然增强了俄罗斯的实力，但也促进了权力结构的转变。基础设施是地区空间的具体体现，政治行动者通过建设或重建这些大型技术系统来重组地区空间和关系。为了确保能够直接获取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能源资源，并加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和欧盟支持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BTC）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BTE）的建设。BTC管道于2006年投入使用，成为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向欧洲出口石油的首条非俄罗斯路线。

中亚的能源出口前景在南高加索路线上尚不明朗。BTC石油管道依赖油轮运输，这限制了其运输能力。而要通过BTE天然气管道出口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则需要建设跨里海的海底管道。尽管2018年五个沿岸国就里海的法律地位达成了协议，但俄罗斯和伊朗的反对让该项目尚未实现。此外，这两条管道都穿越了多个边界和政治不稳定的区域。例如，2008年，BTC石油管道因库尔德工人党的袭击而暂时关闭。全球金融危机和能源市场的低迷并未平息里海地区和南高加索地区的管道竞争，尽管许多项目已被放弃或尚未完成。

中亚生产商正努力通过与区域外行为体建立新的联系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土库曼斯坦在1997年建成了科尔佩杰-科德库伊输气管道（Korpeje-Kordkuy），开辟了通往伊朗南部出口路线。2010年，道勒塔巴德-萨拉赫斯-汉兰吉输气管道（Dauletabad-Sarakhs-Khangiran）的投入使用，使土库曼斯坦对伊朗的天然气年供应量从60亿立方米增加到200亿立方米。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土库曼斯坦还签署了一项协议，通过跨国天然气管道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出口天然气。尽管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TAPI）的建设多次推迟，但其完成仍遥遥无期。哈萨克斯坦也探索过修建通往伊朗的石油管道，但由于德黑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该项目最终被放弃。

200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产能不足、全球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对中亚和里海能源资源的国际竞争，俄罗斯被迫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中亚天然气。然而，土库曼斯坦坚持通过非俄罗斯路线向欧洲出口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导致俄气退出了该国的东西管道项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需求和价格下降，俄罗斯不再需要额外的天然气进口和价格优惠。俄气的一段管道发生神秘爆炸后，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天然气贸易暂停，双方于2009年重新谈判达成了每年3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协议。尽管实际上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进口量在第二年下降到110亿立方米，到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40亿立方米。自2016年起，俄气又暂停了三年天然气进口，直到2019年才恢复。

如今，中国已成为重塑中亚能源格局的主要力量。通过建设直连的输油管道，中国为中亚国家提供了绕开俄罗斯控制的能源出口新途径。中亚直接接入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从而增强了各国实现外交政策多元化的能力。此外，中国的投资削弱了俄气和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过境收益，并增加了它们维持对欧洲市场供应的挑战。随着中国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可能会逐渐减弱。

（二）中亚电力系统

苏联时期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系统主要设计用来将中亚的能源资源输送至苏联的主要工业中心。同时，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中亚电力系统，旨在通过统一的电网，以最低成本向哈萨克斯坦南部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共和国输送电力。CAPS由83家发电厂组成，由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行控制。

这个电网与油气管道共同构成了中亚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国内电力供应网络。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奥什州和巴特肯特州通过跨境输电线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电力。乌兹别克斯坦则依赖塔吉克斯坦的电网向其苏尔汉河州供电。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北部则接入了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UES）。由于北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廉价煤炭资源，20世纪80年代建设了从埃基巴斯图兹到科克舍陶、科斯塔奈以及俄罗斯的巴尔瑙尔和伊塔茨克的特高压输电网络。苏联解体后，原计划进一步扩展至莫斯科和布拉茨克的电网未能完成。

中亚国家独立后，原有的电力基础设施运行受到了干扰。旧体系建立在苏联政治逻辑之上，并未考虑到具有实际国界的主权国家，这与中亚各国发展独立电力系统的需求发生了冲突。中亚国家缺乏发展基础设施的资源，因此苏联时期的基础设施及其所携带的空间、经济和政治偏见继续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施加影响。

在中亚北部，1994-1995年间，由于债务和偿还争议，俄罗斯电力公司中断了对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而在中亚南部，各国通过签署一系列能源交换协议来加强合作，包括1995年的《努库斯宣言》、1997年的《第566号议定书》、1998年的《纳伦-锡尔达里亚河水和能源资源利用协定》以及1999年的《阿姆河-达里亚河水资源使用协议》。这些协议规定，上游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农耕季节向下游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一定量的水资源，作为交换，后者在冬季向它们供应天然气和电力。尽管如此，持续的水和能源争端显示了这些协议在调节地区内部关系方面的不足。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希望利用其水力发电潜力，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罗贡水坝项目，但这一计划遭到了水资源紧张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在2012年曾警告说，水资源问题可能引发严重对抗甚至战争。

▲ 塔吉克斯坦投入巨资建设罗贡水坝，建成后该大坝将成为中亚最大的水电站，并且是全球最高大坝。图源：互联网

中亚国家逐渐发现，依赖一个陈旧的系统并受其限制变得越来越困难。2003年，土库曼斯坦退出了CAPS。六年后，塔吉克斯坦被指责过度限电导致电网故障，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随后也退出了CAPS。乌兹别克斯坦的退出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冬季遭受停电。由于缺乏替代方案，中亚国家不得不重新加入该系统。自2014年起，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直在探讨恢复CAPS的可能性。2017年5月，CAPS崩溃八年后，中亚五国就恢复电网的决议草案达成了初步一致。但是，由于在电力供应和过境关税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尚未签署该决议草案。

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由于继承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弱点，国家能力一直较为脆弱。这种脆弱性导致苏联时期的体制及其内在偏见持续对地区关系施加影响，制约了地区秩序的重组。中国在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输电线，以及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工程（别伊涅乌-巴卓伊-奇姆肯特段），标志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空间重组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提升了中亚国家的能力，还促进了国家间的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地区在能源供应上的紧张状况。

 3   中国在中亚基建投资：部分重塑能源与地区秩序

实体基础设施是重塑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秩序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反映了社会倾向和政治决策，也决定了参与者的纳入和相互关系。尽管中国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并否认追求地区主导权，但其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引发了对中亚地区结构的不同理念竞争。地区国家希望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加之非俄罗斯能源路线开发的限制和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为中国利用其市场、外汇储备和工业实力在中亚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机遇。

（一）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净进口国，保障能源供应便上升为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在寻求中东之外的能源供应时，中国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1994年，中石油与尤科斯石油公司展开谈判，计划建设一条从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至中国东北大庆的石油管道。但因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和日本的竞争性建议，该项目最终被放弃，转而选择了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输油管道（泰纳线）。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哈萨克斯坦拓展在中亚的能源业务。1997年，中石油收购了阿克纠宾穆奈天然气公司（AktobeMunayGas）60.3%的股份和乌津油田的开采权，并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就建设从阿特劳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再到独山子的石油管道进行商谈。尽管1999年完成了可行性研究，但由于石油供应不足、开采成本高昂和亚洲油价暴跌，该项目直到2000年代初才暂停。

进入2000年代，哈萨克斯坦石油主要依靠铁路运输至中国，其运输成本甚至超过了苏丹的油轮运输成本。加之货运车辆短缺，如2004年农产品需求激增时，铁路油轮便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哈萨克斯坦石油在中国进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

2001年，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azMunayGas）合资建设从阿特劳至肯基亚克、全长448公里的输油管道，并于2002年建成。最初，该管道用于促进哈萨克斯坦向欧洲出口石油。2005年，一条从阿塔苏经阿拉山口至独山子、全长1300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标志着连接中哈两国的能源通道最终形成。

阿塔苏-阿拉山口输油管道的设计年输送能力达到1000万至2000万吨，它将肯基亚克、扎那佐尔和库姆科尔的石油资源直接输送至中国。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相比，这条管道不仅成本更为经济，还帮助中亚产油国减轻了对西方能源集团的依赖，使它们能够直接向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市场出口石油。

中哈石油管道的最终阶段，即连接肯基亚克和库姆科尔、全长1340公里的管道，于2007年底动工，并在两年后顺利完工。这条肯基亚克-库姆科尔输油管道不仅提升了现有基础设施的输送能力至5000万吨，而且实现了哈萨克斯坦西部及里海盆地地区通过阿塔苏-阿拉山口管道向中国直接输送石油的目标。

中哈石油管道最终消除了相关地理和技术障碍，改变了地区石油贸易的格局。中国在寻求替代石油供应的过程中，不再受制于莫斯科对中俄能源合作的态度。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这条管道打破了俄罗斯对其石油出口的垄断，整合了国内的能源基础设施，从而增强了国家的能源实力。此外，中哈之间的直接连接和贸易减少了俄罗斯的过境收益，并降低了其在地区能源贸易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哈萨克斯坦仍需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以满足出口需求。2013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协议，允许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相关管道每天向中国供应14万桶原油。

由于苏联遗留的基础设施限制，中国还没有在该地区完全取代俄罗斯的能力，但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石油开采上的显著增长（2008年达到21%的市场份额，是俄罗斯公司的两倍）显示了其影响力。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哈以石油资产换取信贷的交易，使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产量份额增至23%。

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85%的石油出口依然依赖俄罗斯途径欧洲。此外，中哈石油管道的运输量一直未达到其2000万吨的设计能力，2017年仅输送了1100万吨。高成本和产能限制意味着该管道的战略价值大于其实际运输能力。尽管如此，中哈石油管道连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业务，确保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增强了中亚国家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构成了比中哈石油管道一个更为广泛的网络——它不仅将该地区各国与中国相连，还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连接。

该天然气管网起始于土库曼斯坦的边境城市格达伊姆，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奥洛特市。随后，这两条线沿着布哈拉-塔什干-比什凯克-阿拉木图的路线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最终到达中国的霍尔果斯。A线和B线从土库曼斯坦的萨曼德佩气田以及其他国内公司经营的气田抽取天然气。C线的建设旨在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出口天然气，同时引入更多的土库曼天然气。目前，正在建设的D线计划从土库曼斯坦的加尔基尼什气田或南约洛坦气田输送天然气，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终到达中国新疆的乌恰县。

将中亚天然气输送至中国和东亚的想法始于1992年，当时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首次对华国事访问前提出了这一“长期可能性”。三年后，中石油、埃克森美孚和三菱公司考虑建设一条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输往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管道，但该项目未能实现。当时，中国更专注于开发西部省份的能源，而中国西北地区的天然气价格较高，导致中亚长输管道的优先级降低。

然而，从2005年开始，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一想法开始受到重视。其他如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纳布科管道（Nabucco）和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TAPI）等项目陷入僵局，使得通往中国的路线变得更加可行。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寻求开发该地区的能源资源，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建设石油管道的同时，双方也开始就天然气管道进行磋商，这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计划的一部分。次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获得了乌兹别克斯坦乌斯秋尔特、布哈拉-希瓦和费尔干纳盆地五个油田的勘探权。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价格争端不断升级，土库曼斯坦开始寻求中国市场作为替代。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土库曼斯坦对限制外国公司参与国内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法律做出了调整，中石油成为首家获得阿姆河东岸五个气田勘探和开采权的外国公司。

由于任何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管道都必须穿越中亚其他国家，缺乏这些国家的支持将导致项目无法进行。各方都试图通过谈判路线和天然气下载或出口权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能多样化其天然气出口并增强其过境潜力，因此在乌国要求下，管道规划中包括了一个绕道当地的气田，为将来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提供了可能；哈萨克斯坦则期望管道能缓解其南部地区的能源短缺，尽管土库曼斯坦反对在此出口过境天然气。作为解决方案，C线与A线和B线并行建设，不仅提供了向中国出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能力，也使中国能够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天然气。

如同中哈石油管道的建设，中石油与各国在双边基础上就天然气管道的不同区段进行了谈判，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来负责各国境内的建设工作。中国承担了一半的资本成本，其余资金通过向中亚国家提供贷款来解决，而这些贷款将通过资源来偿还。虽然采取双边方式增强了中国对项目的控制力，但为了向中亚合作伙伴保证，中国成立了一个多边机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运营协调委员会（MGP）来共同管理管道运营。

随着2009年A线的完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也完成了两国间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作。第一阶段建设了一条从巴佐伊至奇姆肯特、全长1164公里的管道，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第二阶段则是从巴佐伊到别伊涅乌的311公里管道和压缩机的建设。

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工程在2015年投入使用，进一步巩固了中哈在空间、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新格局。它不仅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里海盆地的重要油气田连接起来，还通过将西部的天然气输送到南部，缓解了中亚国家的能源短缺问题，减少了对乌兹别克天然气的依赖。此外，该管道不仅设计用于向中国输送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也包括俄罗斯的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新加入的管道基础设施将加强其作为区域能源枢纽的地位。

D线原计划在2014年开工6年内完成，但由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问题，开工时间被推迟到2018年。与在中亚建设的其他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一样，D线的建设将促进伙伴国的国内能力发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长萨里耶夫表示，尽管塔吉克斯坦不会从管道中获得天然气，但吉尔吉斯斯坦有权以与中国相同的价格进口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D线不仅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带来过境收入，还有助于减少吉尔吉斯斯坦对下游邻国的依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国家一体化。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打破了俄罗斯在中亚天然气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重新塑造了地区能源格局。它不仅削弱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合作的影响力，还为中亚国家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获取资本和工业能力的机遇。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促使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土库曼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同时，俄罗斯的一些项目，如扩建里海沿岸的Prikaspiiskii管道，因缺乏进展而显得力不从心。

相比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对中亚的空间、经济和政治关系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A线、B线和C线已经将中亚的天然气生产国与中国以及彼此连接起来，而D线的建设将进一步加深这种一体化，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结构。通过分配各国在中国天然气贸易中的角色和利益，该管道加强了区域合作，同时通过向能源短缺地区供气，提升了国家能力，促进了国家统一，缓解了水电供应紧张。

中国政府的能源合作视野已经超越中亚，拓展到更广阔的地区。2012年，中石油提出从土库曼斯坦经过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构想，这一构想未来可能延伸至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虽然这一计划尚未实现，但它表明中国对西北周边地区的能源战略正从中亚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展。

与此同时，苏联时期的管道基础设施的影响依然在延续。例如，A线、B线和C线与现有管道系统并行，并且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与俄罗斯的网络相连，这使得俄罗斯能够保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2014年，俄气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历财政危机时接管了其天然气部门。2019年，俄气恢复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这被视为俄罗斯试图保持作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主要出口国地位的举措。

中亚国家的产能不足叠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限制了地区能源秩序的重组。中亚国家的能源储备规模和生产能力自始就存在疑问，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未能达到与中国协议中的产量目标。即使这些国家能够保证稳定的供应，中亚天然气的成本也相对较高。2018年，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量仅为33.3亿立方米，远低于2007年俄罗斯进口的42.6亿立方米。

（三）电力网络

相较于在油气管道领域的显著投资，中国在中亚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的影响力较小。苏联时期遗留的统一电力系统、资源短缺以及地区紧张关系均限制了该领域的发展。中亚国家在确保国内电力供应方面存在困难，跨国合作更是难以实现。

中国的投资主要聚焦于提升中亚国家的发电和输电能力。在一些项目中，中国是唯一的外国投资者，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梯级水电站和莫伊纳克水电站、塔吉克斯坦的雅万/扎拉夫山水电站，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的新火电厂发电机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等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了其他项目，如塔吉克斯坦的罗贡大坝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项目改造。

中国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始于2000年代中期，目前完成的项目主要是国内而非跨国性质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该地区发展援助的承诺。投资重点多在中亚的欠发达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的500千伏南北电力线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达特卡至吉凯明输电线路。这些项目通过为当地欠发达地区供电，缓解了发展不均衡问题，加强了国家统一，并推动了能源自主。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也在探索跨国电力线路项目，以挖掘中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例如，中国已开始研究从河南南阳到哈萨克斯坦埃基巴斯图兹的跨国电力线路的可行性，该线路仍与苏联时期的电网相连，显示了旧有秩序的持续影响。

中国并不是唯一试图重塑中亚的空间、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国家。2016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支持的中亚-南亚电力传输和贸易项目（CASA-1000）也开始实施。CASA-1000项目通过电力线路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相连，不仅为参与的中亚国家提供了能源出口的多样化，也将其与南亚市场相连接。这一项目体现了塔吉克斯坦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和美国在该地区平衡中国与俄罗斯影响力战略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CASA-1000项目中没有北京或莫斯科的直接参与，但中国的特变电工公司确实参与了该项目巴基斯坦段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建设投标。

虽然CASA-1000项目进展缓慢，但它展示了中亚地区对外部投资人的开放性。事实上，中国在中亚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其他大国的竞争，更来自于其该地区内部。随着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该地区涉华负面看法也在扩张。面对中国打造的和平崛起形象，中亚人似乎始终存在不同看法。

 4   更加开放联通的中亚与远未结束的“大国竞争”

从油气管道到电力网络，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通过连接不同的行为体和地区，重新定义了中亚的边界，塑造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苏联解体至今，中亚在独立后的重新定位尚未完成。前苏联时期的基础设施和旧秩序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俄罗斯利用其在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影响着中亚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定价和出口。旧能源基础设施与新政治经济现实的不匹配，不仅妨碍了中亚各国的领土整合，还是该地区长期水电争端的根源。

在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中亚国家减少对俄依赖的意愿加强，帮助中国找到了介入机遇。通过建设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国不仅满足了自身能源需求，也在重构该地区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些管道使中国直接与中亚生产国相连，不再受制于俄罗斯的态度，同时也为生产国提供了进入世界上最大新兴市场的机会，打破了俄罗斯在定价和运输方面的垄断地位。如果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顺利建成，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中亚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此外，中国新建的油气管道和电力线路向能源短缺地区供能，也增强了各国的国家能力，促进了国家统一，缓解了因水电供应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

但时至今日，中亚的能源秩序的变化仍然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中国新建的基础设施并不是为了替代苏联的系统，而是与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相融合。在中国加强与中亚基建联系的同时，该地区依然充满对华不信任和大国竞争的紧张局面。一方面，中亚始终对更多外国投资保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美国等主体的密切关注乃至积极参与，也让中亚的未来充满变数。

*文章原刊于Geopolitics，原题为Pipelines and Power Lines: China,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eo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sia。篇幅有限，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