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乏善可陈的2015年戛纳，非竞赛展映单元《疯狂麦克斯：狂暴之路》是去年蔚蓝海岸为数不多的高潮点之一；一年之后，戛纳又把影片导演乔治·米勒请了回来，担当这一世界顶级艺术电影盛宴的评委会主席。这篇超级超级长的访谈，将带你走进这位类型片之王的电影世界。本访谈总共分为两部分，此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请点击“阅读原文”。

《疯狂麦克斯4：狂暴之路》在本届奥斯卡收获颇丰

库布里克

Stephen Galloway（下简称SG）：很高兴你又穿了这件澳大利亚飞行员夹克，你到哪儿都穿着它。

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下简称GM）：很奇怪，我是那种喜欢翻来覆去穿一件衣服的人。信不信由你，我每天都穿着这件夹克去《狂暴之路》的片场。（笑）未来有一天，我的家人会说，“求求你，老爸，拜托别再穿这件了。”到时候我就找下一件衣服穿了。

SG：那我猜，内衣你还是换的吧？

GM：换的。（笑）

SG：那我就放心了……回到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某种程度上将20世纪拦腰分成两段，整个世界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年，你出生在澳大利亚。你的父母都是希腊移民。你在一个名叫金吉拉的小镇长大。我们来谈谈你的过往吧，因为你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现代的导演之一，但是我对你的家族历史却一无所知。他们都是谁，怎么会去澳洲？

GM：哦。我爸爸的故乡叫基西拉岛，位于地中海中部，他离家的时候也就九、十岁。20世纪上半页的时候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后他告别了他的母亲，来到了澳大利亚。九岁，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祖母。

SG：哇。

乔治·米勒在《疯狂麦克斯4》拍摄现场

GM：然后他就在澳大利亚定居，工作。他上了一年学。他对受教育这事儿非常执着，因此——我有三个兄弟，我们理所当然都成为了医生和律师。我父亲就在澳洲开始谋生。他来到了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个地方，我以前不理解他为什么对那里如此中意。一个非常孤立的、干燥的、平坦的地区，夏季热得要命。直到我们回到希腊岛上的时候，在夏天的热浪中，我恍然大悟：如此一样干燥的草地，强烈的光照，一样的蝉鸣，等等。如此这般，他找到了一种复制童年生活的方式。然而，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就移民了。当希腊人被土耳其人赶出故土的时候，她和家人先来到了小亚细亚。我们基本上在澳大利亚偏远的郊区长大，我、我的双胞胎兄弟以及我后来出生的弟弟们。我们的童年幸运无比，因为成天都在玩耍中度过。周六可以看电影，那时候没电视可看。广播倒是有。我们在灌木丛中骑马，整天玩闹，表演那些在周六电影中看到的桥段。

SG：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希腊人吗？你会讲希腊语吗？

GM：每年，我们都到悉尼去，我姥姥在那儿生活。我们都学了一点希腊语，但是，你知道，我讲的希腊语程度相当于婴儿级别。我通常不讲，因为我们生活的地区里没什么其他的希腊人。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希腊人，或者继承了希腊的文化，但是我意识到我父亲将他在希腊岛上的生活全盘搬到了澳洲，以至于，尤其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举行25人的长桌午餐。所有宾客都来自乡下。最好的是这种文化氛围是跨代式的，桌上有小孩，也有老人，等等。但是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他们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乡下人。直到后来我回到我父亲的故乡，我才意识到，他完整地复制了他曾经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向往的生活。另外一件事，我想，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就是希腊人都沉迷于讲故事。

SG：希腊神话对你影响巨大吗？

GM：是的。我的创作基本就在这个领域。我的电影有意无意地都是寓言或者神话故事。我和很多电影人一样，都非常信奉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译者注：美国著名的神话学学者，他的其他崇拜者还包括：《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他吸引我的不仅是对英雄神话的解读，更多是他怎样解释讲故事的意义，故事的作用以及神话的作用。这些让我觉得心有戚戚焉，仿佛与生俱来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和我是一个希腊人有关联。

SG：你有最喜欢的希腊神话或者人物吗？

GM：《奥德赛》。我一直、一直非常喜欢它。我喜欢它的一点在于：这里有神，有半神半人，堕落的神。希腊、罗马，还有其他很多文化当中，都有这种泛神论的倾向。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很多现代超级英雄故事，都是这种神话范本的最新演绎。真的很有趣。

希腊史诗《奥德赛》

SG：你本来要导演一些超级英雄电影的，比如《超人：钢铁之躯2》（Man of Steel 2）和《正义联盟》（Justice League）。后来为什么不了了之了？

GM：主要是《正义联盟》。那是，大概七年前我想。剧本非常赞。华纳的人就说，“来吧，我们来做一部《正义联盟》吧。”这个项目非常吸引我。但是那个时候编剧罢工刚有苗头。我们不得不和华纳的人立马投入选角。整个选角过程很迅速，项目推进很快，就差选定开机日期和一些基本的法律程序，当时审理的部门属于一个刚上台的政府，他们一时间没法拍板这么大的决定。所以整个项目就告吹了，整部电影就没拍成，就那么一步之遥。但是最终没成。这种事儿在业内时有，很多项目排着队等着拍摄，明星们看起来随时待命，但其实不然。

SG：那《狂暴之路》情况如何？也是筹备多年？

GM：《狂暴之路》谈了三次才成。

SG：哪部电影对童年的你影响最大？你看过的那些周六电影当中。

GM：你是指一部还是很多部？

SG：你想多说几部也无妨。

GM：周六电影的经历很特别，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项活动了。（对观众）你们知道什么是周六电影吗？周六电影一般都是连放的，大多是时下正热的系列电影，也放动画片，有点像大杂烩，由A级片和B级片共同组成。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一部西部片，或者是大制作的话，还有会中场休息，就像《八恶人》（Hateful Eight）那样。你得记着，我们观影的场所是一片平坦的，偶尔还有沙尘和热风的地方，你得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到电影的梦幻中。那感觉很棒，整个观影经历都无可比拟。而且我还记得在澳大利亚，我们都边吃糖边看电影，那种糖叫“佳发”，是一种外边是硬糖里面是巧克力的糖果。然而人们就会让它们顺着电影院的木头地板滚下去，我们经常玩这个游戏。（笑）

SG：真浪费糖！在英国我们可不舍得。

GM：起先是有人不小心把糖撒到地上，后来就有人故意让糖果滚落到地上。每个周末都是一个节日。每个小孩都会来。但是，看得那些电影，我却没什么印象，只有一部，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的《魔星下凡》（The Thing）。一些聪明的发行商，就在戏院门口放了一个盒子，像海盗宝箱那种盒子，漆成黑色，用白字在上面写着“魔星下凡”，有点滴水的那种字体，然后在上面栓了铁链。我们这些小孩一放学就比赛跑到戏院门口，盯着盒子看。显然那是个空盒子，但那是我们就会想：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星”呢？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当时我们真的很着迷。然后全镇人分为两派，一派是那些觉得“好啊，我们就去看看‘魔星下凡’吧”的家长，另一派觉得“不，不，我们觉得‘魔星下凡’不适合小孩观看。”我的父母——当时我们都很小，他们也觉得我们不该去。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不该去看这部片子。但是我们偷偷潜入了电影院，躲在荧幕的后面。我们全程听完了《魔星下凡》。这么做虽然不合规矩，但却是我们童年能做的最刺激的事情了。当后来我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远远比不上当年“听起来”那么有趣。

《魔星下凡》海报图

SG：我母亲以前是名老师，她偶尔要去夜校教课，我就在家里边等她边看电视，当时有个节目叫“影视今日”。你也在BBC做过编导，你应该知道这个节目。你不是为BBC做过关于越南那档节目？

GM：对，我们做过。

SG：我不能熬夜太晚，但每天都会看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译者注：英国电视编剧、记者）编写的那些神奇的节目。我一般都看不到结局，因为一听到我母亲的汽车声回来了，我就关掉电视。因此结局总是个迷。你曾说过，看电影比宗教更能给人灵感。你信教吗？现在还信吗？

GM：你刚才第一部分说的是什么？

SG：因为我用英国口音说的所以很难懂是吗。

GM：对！（笑）我的耳朵习惯澳大利亚口音。

SG：你知道吗，我们俩可以假装交谈，别人发现不了我们互相听不懂的。（笑）你说过，比起宗教，电影更让人心生敬畏。我想知道你是否是名教徒，并且现在是否还是。

GM：小时候我是，因为处于我的文化环境。我最开始进的是一所天主教学校。而且我是在一所希腊正教教堂受洗的。我先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然后进了一所公立的、无宗教信仰的学校。后来我们去英国国教教堂礼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很多人一样，我找到了自我处世的方式。我对于事物之间的互联性有很强的感应。但是我并未皈依到任何正式的宗教。但是我确实相信——这也是约瑟夫·坎贝尔说的——当他被问及神话的最佳定义时，他说：神话就是他人的宗教。一定程度上，这说得通，因为总有一些事情驱使我们作为一种人类整体，在宇宙中寻找意义。我是说，我们没法摆脱这种行为。并且我们通过故事和叙事来解答关于宇宙和生命的问题。对于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文化，人类都是这么做的。我们自发地这样做。我想，这就是讲故事的作用，其中一些故事如此引人入胜，因此它们成为了神话或者宗教。

SG：《星球大战》令我着迷，我记得最初人们看到的只是“星球大战”，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神话。

GM：不止如此，我听说人们以绝地武士的身份结婚。（笑）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英国人。

SG：不可能是英国人，我向你保证。（笑）

GM：这是调查统计出来的。当人们要求填写宗教时，他们写的就是“绝地武士”。有一定比例的人这么做的。

SG：这是一种英式幽默。就像他们说“撒旦教”，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认真的。希望如此。

GM：我知道一定程度是开玩笑，但是人们把它当成合法的。他们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

SG：你祷告吗？

GM：我有一种神奇的冥想形式，但不是对某个具体的神，有点像对整个宇宙。宇宙万物都有关联，我们也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对生命怀有感恩，任何存在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存在着这个事实，开心与否，都是自然的力量。

乔治·卢卡斯

SG：当事情不能如愿以偿时，你有多失望？我是说，尤其在电影行业里，你知道，事情经常泡汤。我记得有一次，我采访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他花了两年半时间写成《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的剧本，米拉麦克斯和福克斯的资金已经就绪。当他在做前期制作时，其中一个突然撤资了。然后计划的告吹了，结束了。后来索尔·扎恩兹（Saul Zaentz，译者注：美国编剧、制片人）投了钱，要么就是米拉麦克斯又加了钱，总之，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明格拉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但是美好的愿景破灭了——而且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你对这种事情有多沮丧？

GM：最初的时候，当你全力以赴准备一部电影时，有点背水一战的意味，失败就可能是巨大的心灵创伤，因为有时你会有强烈的讲述某种故事的冲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你变得聪明了一点，你会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你知道这是流程的一部分，是生态的一部分。有些事情顺利了，成功了。但不是每件事都能顺利。因此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学聪明了。生命中还有其他更多比项目叫停还糟糕的事情呢。就像，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你为了某个比赛坚持训练，比如说奥运会之类的。突然，你不能去参赛了。你已经让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处在准备好的状态了。因此，我很幸运我手头有其他感兴趣的项目，而不需要孤注一掷。因而总有其他事情取代失败的那一个。

SG：有没有你没能拍成，但很想拍的片子？

GM：我有很多想拍的片子，但是没有一个是我尝试投拍但没拍成的，没有。

SG：对你而言影响最大的电影人是谁？是库布里克吗？《发条橙》算是一个对你影响很大的作品吧。

GM：影响巨大。

《发条橙》剧照图

SG：你什么时候看的这片？

GM：一上映我就看了。这是一部过目难忘的作品，对我而言，我几乎能背下来影片所有的桥段和每一个镜头。尤其是前半部分，太生动了。这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伟大之处。他就是能够创造出过目难忘的影像。它们好像烙印在观众的脑海里。他的视角极为独特。因此每当我看《发条橙》这样的电影时，我都感觉我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看，因为每个镜头我都熟悉，每个动作，每条配乐，我都了如指掌。但是说到影响我的电影人，当我最开始对电影感兴趣的时候，默片是我的启蒙。我记得第一次看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片子，我就想，“哇，这家伙真的很懂经典蒙太奇的潜力。”他懂得编排，怎样从上一个镜头过渡到下一个镜头，懂得在追逐戏中怎样设计动作，懂得这些形式只会出现在电影中，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是做不到的。因此就是基顿这些人定义了电影。对我而言，你知道，最伟大的先锋——不仅因为他拍出的作品，也因为他能简明有力地讲故事——就是希区柯克（Hitchcock）。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很伟大的电影人。

SG：你和库布里克曾经就推动一项数字技术革新有过交流。你见到他了吗？

GM：从没见过。但是我们讲了很多电话。当我们一起做《小猪宝贝》的前期数字化时，我们不懂怎么能让小猪说话。我明白这部电影必须要实景拍摄，不能是那种经典的机械运动，手绘动画那种。有个地方叫纽伯瑞，你应该知道。

《小猪宝贝》剧照图

SG：知道。

GM：那地方大概距伦敦30英里，离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家大概30英里。当时还有个在宽泰（Quantel，译者注：英国著名的电影、电视设备研发企业）工作的家伙，当时这家公司也在纽伯瑞。他们生产胶片，但是是那种高清的胶片，用于军事和医疗目的。这家伙是个天才。突然我想到，老天爷，如果你能让斯坦利·库布里克和这家伙一起工作，他们能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革新，因为库布里克推动镜头的进步，推动相机的进步，他推动一切进步。如果他们能一起合作……因此，每个我在场的晚上，他们都邀请我们到宽泰公司里面去。我们一起研究怎么能控制2D影像，让小猪开口说话。当时我的方向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不是数字影像，永远不可能实现小猪说话的目标，最终效果看起来很假。总之，我们安排好了让斯坦利过来看看我们做的因为他一直对技术很感兴趣。但是后来，他要来前的一两天，他怀孕的女儿要生产了，所以他就回到了伦敦。他们就没见成。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见了，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想技术变革一定发生在别的地方了吧。

SG：后来你们又讲过电话吗？

GM：哦，没完没了，每天都讲。

SG：哇，关于《小猪宝贝》吗？

GM：关于任何事情。我跟他解释我们试图让一只小猪开口说话。他当时也恰巧在为无剪接一镜到底的技术入迷。但是他是那种一开话匣子就收不住的人。每天晚上，我们就坐着聊很长很长时间，聊拍摄的进程，我知道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好奇。当然，他告诉我一件很新奇的事儿，他找来一些人，如果他听说一本小说很不错，他就把这本书寄给他们，让他们读，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在为斯坦利·库布里克读。我猜那时候他是通过报纸广告找来这些人的。然后他把书寄给这些人，让他们反馈关于这本书的故事梗概或者评论，每条反馈他都会看。所有的过程都是匿名的。但是他说这些人中有家庭主妇，有律师，有各种各样的人。我想，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发各种可能性的方法。不然，你就只能随机在书店或者机场寻找灵感素材。

SG：想象一下，要是有个读者说，“得了，《闪灵》，别拍这个。天呐，大错特错。”

GM：嗯，可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是谁在找他们做这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问他，“你找了多少人做这件事？”如果我没记错，他找了大概三十个人。

SG：你一般征求谁的意见？你太太吗？

GM：我太太，我的朋友，还有跟我共事的那些人。但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脑海中跟自己对话。故事自己仿佛有一种引力，你生命中经历的所有事情，你对这个世界的所有兴趣在某一点会汇合。我家人都觉得我有点奇怪。我不读虚构作品，只看非虚构作品。

SG：你一般都读什么？最近在读什么？

GM：和科学有关的一切——尽管我最近在重读的并不是一本和科学有关的书，但那本书棒极了，是关于凯瑟琳大帝的，罗伯特·马斯（Robert Massie）写的。他写过彼得大帝，凯瑟琳大帝，都很棒。我对俄罗斯的历史一无所知，但是这本书描写得如此生动，因为她是个很伟大的女人。

SG：我听说她和一匹马一起睡觉。

GM：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是她每天早上会花两三个小时，把记忆中关于之前会晤的内容全部记下来。这个细节栩栩如生。

SG：你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吗？

GM：不，不一定。但是书中描述的那个世界，凯瑟琳大帝尝试废除封建制却最终失败——我的意思是，她是俄国的皇帝，但她却不能废除这种制度。我重读此书的原因在于，《狂暴之路》的结构与其相似，在电影里，每个人都是商品，这和封建社会几乎一样。人们毫无差别。我是说，就像他们贩卖马车、武器或者粮食的时候，需要给自己打广告，他们也会极尽溢美之词贩卖手中的奴隶，他们的技能等等。有些剧院拥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奴隶。书中有个故事讲到，有个俄国贵族拥有一位出众的伶人，后来这个伶人起来造反，他带着镣铐表演。

SG：你觉得自己也是个反叛者吗？

GM：只限于在我自己的想象中。对于现实生活，我不会的。一定程度上在我的电影中也会有些反叛。但是，不，我不会这么评价自己。

SG：你进过医学院，接受过医学培训。你本可能会成为哪种医生？

GM：我从没有机会真的成为一名医生。但是情况是，我可能会对手术很有兴趣，因为我的成长环境中，小孩们都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我们不停地涂涂抹抹之类的。后来我的很多朋友成为很棒的外科医生，这职业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好的外科医生，也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成为哪方面的外科医生。我没机会找到答案了。但是我仍对这一职业充满好奇。我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探索。我时常会被某个领域所吸引，这也致使我后来以电影为生。这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探究心态。当我真的有机会拍摄一部短片时，那种感觉就像——

SG：是那部你在大学时和你兄弟一起拍的短片吗？

GM：对。老天，那都是陈年旧事了，这你都知道。恰逢考试周的时候，我听说一个“一分钟电影”大赛。你得在一小时之内在一个房间里拍一部一分钟电影，剪辑需要在摄像机里完成，没有声音。我问我兄弟，另一个兄弟，不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说，“你打算怎么拍？”他说，“我正在想。”我本该复习考试，但是我对他说，“听着，你为什么不拍一点非常简单的东西呢，复杂的东西就太困难了。”主意很简单，足够撑起一分钟。我思索了大概56秒，决定拍一个长镜头，拍一名靠墙站立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大衣，长发，戴一顶帽子。然后他转向镜头，出现一行字幕，那种卡通字体的，写在一块硬纸板上。他开口，“我喜欢电影的原因是电影里的东西都不是真的。”然后他就转过头，突然间他的头、帽子和长发都飞向空中，大衣落在地上。我兄弟弄来一个气球，他把假发，帽子戴在气球上，然后把气球捅爆。他就这么拍了。后来有趣的是，他凭这片赢了奖，奖励是参加一个电影工作室，他就去了。长话短说，我当时觉得，“这是我成为一名医生之前最后一个暑假，我也想去这个工作室。”后来由于一个纯粹的巧合，我也挤进去了：那时候我有一辆小的电动自行车，我骑了900英里到达那个工作室。接待处的人听说我在这辆小小的本田90 C. C上骑了900英里之后，她说，“你骑这么远到这来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工作室吗？”然后她紧接着说，“听着，我会试着帮你争取一个名额。”后来我就进去了。在那儿我遇到了布莱恩·肯尼迪（Byron Kennedy），后来成了我的创作伙伴。这是我初次接触电影。电影剪辑很令人上瘾，因为当你将时间维度带进电影那一刻，叙事就产生了。二维的影像，像我之前画的图画，有了叙事的能力。这件简单的事情让我着迷，也引发我成为一名电影人。

SG：我想播放一段视频，出自你的第一部长片 。因为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如此迅速地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想想看那些伟大的导演——希区柯克，约翰·福特，小津，这些我喜欢的导演——基本都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准自己的风格。而且这个时代很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你拍了一部不卖座的电影，那么就别想有机会再拍了。可是你似乎是已进入这个领域就很成熟了。你的作品中能看到巨大的进步，等下我们再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疯狂麦克斯2：战士之路》（The Road Warrior）的片段。

（播放视频，观众鼓掌）

SG：作为一个业余选手，真的还不错。（笑）有一点很吸引我，你看起来非常温和轻松，和你相处令人愉悦，对吧？但是你的影片中却有一种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躁动的紧张感。这种感觉是哪来的？

GM：呀，甚至我母亲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她看了《狂暴之路》之后问我，“乔治，我还基本能理解《快乐的大脚》。”她和你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但这种感觉是哪来的？”我想原因很多，大多数是电影的叙事造成的。我对电影语言真的很感兴趣，我也喜欢摆弄器械。更多的原因就是叙事方式，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动感的和强烈的，它们是运动的影像。我记得第一部“疯狂麦克斯”是基于我在医院工作做医生时的经历。

《快乐的大脚》剧照图

SG：怎么说？

GM：你知道吗，最近我才发觉，如果没有医生的从业经历我可能都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电影人。因为作为一名医生，你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所有的一切都与视角有关。广义上说，你可以以一名流行病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统计上，疾病的统计。你也可以以一名协助手术的助理医生的视角来观察一个人。你可以真的看到人的身体内部，大脑内部等等。你可以用显微镜观察人类的细胞的运动或者看看血细胞。你可以观察人，看到他们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他们也许伤得很重，也许生命垂危。我想这些经历都渗透到后来我的电影创作当中。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意识到可能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就是爱追逐类电影。

SG：不止追逐这么简单。默片时代起就有追逐类的电影，但是从没有人像你一样这么拍。这几乎像是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译者注：美国著名画家，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于绘画，看起来无序，但是这是一种“可控的无序”，这是我一个在《好莱坞报道者》工作的朋友说的。影片对无序的控制极为精妙。是这种控制感吸引了你吗？还是无序本身吸引了你？

GM：我觉得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如果只是纯粹的无序，那么就是噪声，如果所有都是控制好的，那么就是死寂。你试图找到一种平衡。我想人类都在努力寻找这份平衡。我们试图寻得噪声的意义，我们试图识别噪声中隐含的讯息。我们身处一个噪声遍布且日益增长的环境，这时故事的功效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在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拍《东镇女巫》的时候，我从杰克·尼克尔森身上学到很多——你知道，他是个很棒的演员，和他一起工作爽呆了，他特别聪明。他也懂得这一点，像运动员一样——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像他一样的聪明人都很喜欢运动吧，不论你是个篮球运动员还是一名演员，在真正演出或比赛的那一刻，你都需把自己全部交给那一刻交给那种冲击力，而放弃其他的东西。

《东镇女巫》海报图

SG：作为一名导演你也是这样吗？因为你为了《狂暴之路》画了3500个故事板。什么时候你觉得“好了，差不多可以了”？

GM：3500张故事板对于一部没啥台词，只靠空间表现的影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素材。汽车放在哪儿，演员站在哪儿，那个镜头的作用是什么等等。但是在实拍的时候，你不能全依靠故事板，你得考虑手头有什么。在架机器的时候应该取哪些景？这时候你得抹去脑海中的故事板。令人吃惊的是，它们能让你更好地组织眼前的资源。在拍电影的时候，你经常会中途做出改变因此我并没有完全抛弃故事板，这种方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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