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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谈“垮掉的一代” (中)

木心 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杰克·凯鲁亚克



编者按:木心是著名作家、画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讨论“垮掉的一代”。中华民族崛起在即,回眸美国崛起时的过往,或许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文中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的意见。


木心谈“垮掉的一代” (中)

 

垮掉的一代再谈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殷梅家)

 

到初稿完成,开心了,烧点好菜慰劳自己,然后慢慢改,其乐无穷。初稿写成,像小鸟捉在手里,慢慢捋顺毛。小鸟胸脯是热的,像烟斗。

 

我十四岁开始正式写作,弄个笔记本,什么都写,不停地写——一写写到五十多岁,都算准备期。“文革”抄家抄走的,幸亏都是我准备期的。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下课。出大楼。木心说楼里气闷,走走,再下地铁。大家陪着木心走到72街连接中央公园入口处。渐走入,公园游人如织。秋晴,夕阳。众人心情大好。

 

(课前闲谈)听金高讲起王济达最近回中国,到达的日子,才想起正是当年离开中国的同一天——世界上谁最忙?命运之神最忙,要安排那么多人的命运,像电脑一样。

 

上次讲的内容,是把“垮掉的一代”作为战后青年思潮、社会现象来对待。今天讲垮掉一代的艺术作品。创作倾向:反对美国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反对商业社会的市侩作风,反对既成的个性模式(另外,反美国政府对外发动战争,对内麦卡锡主义)。

 

按理说,这三项反得很对,很好。

 

取材下层人民生活,描写他们悲惨的一面,强调反抗精神,也表现被扭曲的心灵。同时,他们主张要思考,要回想,要去摸、尝、用、调查、试验每一样东西。描写的对象,都是他们熟悉的。局部、细节看,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是介于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

 

一个东西,不能看他们说些什么,要看他们做得怎样。不要搞错,以为他们是浪漫主义。一句话,他们追求的不是理想,而是追求生物学上的人的解放——我喜欢吸毒,我吸毒;我喜欢滥交,就滥交。

 

他们要取消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不是与传统的界限。比如,小说加上诗,电影加上诗,民间的种种也要加进去,等等。

 

年青人的不管天高地厚。血气之勇。不管天高地厚。

 

作为社会思潮看看,倒也罢了,就看出不出代表作家。据说有一千多种诗派?!像“文革”中的造反派、战斗队,多不胜数。谈谈他们艺术上的手法,或者叫作风吧。扼要说,采取“自白式”,可称为即兴、随意。他们自己把这一套说得很玄,我看他们用的是原始的野蛮的一气呵成的写法。这个东西,是要有一股气,一股力,才能一气贯成,不顾文法错误,思想混乱,但求石破天惊。不容易的。乱七八糟的思想,乱七八糟的感情,要靠一股冲动,吐出来。有没有来源呢,你们看看惠特曼就是。惠特曼开了一个头(兰波开了个头,法国诗坛大变)。

 

他们暗中说,或者明讲:他们的祖师爷是惠特曼。

 

但惠特曼是清醒的。他们不清醒。在生活、艺术上,他们是双重的短命。世界上的事物,常常是一个东西,但有正邪两种可能。曹雪芹说过这意思。

 

惠特曼是正的,“垮掉的一代”是邪的。

 

反道德规范、反市侩作风、反既成模式,都对的。可是他们成为这个社会文明中腐烂的一伙。

 

我有一个新的论点:现代艺术中,好多好多是含有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但严重异化了酒神精神。你看滚石乐队,黑人跳舞,扭动,歌星疯狂表演,等等,我都很喜欢。你懂的话,边看,边知道哪些是酒神精神,哪些是酒瓶精神、酒鬼精神。

 

你看迈克尔·杰克逊跳起来,有些动作非常酒神精神,可是弄弄又去摸下身,下流起来。

 

尼采来看,我会问他:“这个是不是有点酒神精神?”

 

他会点点头。

 

我又说:“但不是你的酒神精神的那个意思吧?”

 

他也会点点头。

 

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不配有酒神精神。人类就是酒鬼。不配,不能——你看到这点,你又看到现代艺术中有酒神精神,那么,你有可能做出划时代的作品。

 

其中有个人,有出息的。哥大(哥伦比亚大学)读到一半逃出来,全国打工旅行。到四十七岁,写了十来部小说,最后回到现实主义。

 

看来,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出路。

 

(休息)最近大概老了。特别怕艺术,什么也不想碰。天天最好是抹抹桌子,收拾收拾。台湾那边稿约到了,坐下来,可是写些什么呢?什么都不想写——这个心态也要写下来。

 

艺术家逃艺术,是世界性的。达·芬奇最要逃。《蒙娜丽莎》画了四年,其实逃了四年。哪里要画四年?逃呀。

 

北京话,使北京人日子好过而不好过。上海话,使上海人永远不能博大精深。北京话是头头是道,可是凭这种话,日子就能过得好吗?上海人,是语言快过思想。

 

有天夜里有人狂敲门,一开,四个警察,两部警车。问我:“是你报警吗?”我说:"No."他们立刻说:"晚安。”走了。

 

一走,我立刻觉得纽约真爽气!在中国,有的烦了。

 

再想下去,可以写小说:里边在谋杀,警察敲门,开门,说No,警察走,里面继续在谋杀。

 

关于垮掉的一代,再讲细致一点,实在一点。

 

政治上、军事上,可以有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有的是悲剧的英雄——恺撒、项羽、拿破仑、诸葛亮、文天祥、李广,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商业上也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文学上艺术上,必以成败论英雄。

 

要明白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如此严峻、残酷。我喜欢这严峻、残酷——因为公平。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出自什么样的人。

 

李林甫、秦松,都懂艺术,李林甫的诗、书、文,都极好。可是到底没有价值的。

 

成名、成功,两回事。

 

垮掉的一代,我喜欢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年生在麻省,1969年死。十八部小说,还有诗,创作力吓人。逃离艺术,逃到后来是还是坐下来写。到初稿完成,开心了,烧点好菜慰劳自己,然后慢慢改,其乐无穷。初稿写成,像小鸟捉在手里,慢慢捋顺毛。小鸟胸脯是热的,像烟斗。他的天性很有趣,十八岁入哥大,好动,不久离开纽约,开始流浪,比高尔基还强健。他步行,搭便车(边说边学搭车的手势)。美国这点真有意思,真好。一路打工,身边一个钱不带,打短工,打到墨西哥。这样流浪,还觉得太平凡,到二战开始,就干各种杂工,直到1950年。

 

这很好。大智若愚。这是大智若盗。我喜欢这类性格。如果我现在十八九岁,强壮有力,该多好。书要读的,文学书根本不用人教。文章呢?自己改改好了。然后去做各种的工,走各种的国,混到四十岁,积了钱,隐居写作。

 

大学,美术院,研究院,向来反感,坐在那里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有俳句:

 

“艺术学院里坐着精工细作的大老粗。”

 

家禽出在大学。虎豹出在山野。

 

这种流浪,机会,在中国完全不行。他生在美国,占了便宜。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The Town and the City),1950年出,没有反响。1957年,出第二部长篇《在路上》(On the Road),震动美国,波及西方各国,公认是垮掉一代之王。之前,垮掉一代只有诗;之后,文学、电影,纷纷跟上。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完了,不知道写什么对话呀。

 

文学家应该生龙活虎!

 

第三部《地下室的居民》(The Subterraneans),1958年出,讲他在旧金山的一批朋友,写时一气呵成,确实较前面讲得浑然天成。把他自己也写进去,拿自己做广告。

 

代表作还是《在路上》,大陆有译本,二十多万字。1950年是他的准备期,1958年是高峰期。

 

附带讲,通常都有这规律:画家,艺术家,都有准备期,准备期越长,高峰期越高。准备期有两种:一是不动手,光是“生活”,一是动手,动手的准备期。

 

我属于后者。我十四岁开始正式写作,弄个笔记本,什么都写,不停地写——一写写到五十多岁,都算准备期。“文革”抄家抄走的,幸亏都是我准备期的。

 

高尔基、杰克·伦敦,是前一类。他们会感受,我重形上。他们云游四海,我固守在家。他们是堂吉诃德,我是哈姆雷特。其实哈姆雷特要是再活一次,也会逃出丹麦,世界各国打工游历,大大地生活一番。

 

打工,其实是为了接触人,看人。洗五十年盘子,不识人,什么也没用,只识盘子——这叫做知人之明,知己之明。

 

知人,知己,缺一不可。

 

我在工艺美术系统,阅人多矣,都是上海地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可是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年轻时去杭州,看到监狱,心想和我有甚关系。结果长大了,一进二进三进,谁想得到?我有句:“生命的悲哀是衰老、死亡,在这之前,谁也别看不起谁。”

 

就是这意思。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经历。

 

(休息)我对世界的处理,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这种作家只有美国会出产。我刚飞临美国,旧金山,看下去——这个国家好年轻!后来在曼哈顿俯瞰大楼群,那么阳刚。像小伙子,粗鲁,无知,但是阳刚。这里的狗、鸽子、松鼠,都容光焕发。欧洲适宜怀旧,消闲,享乐,沉思,颓废。住要住在美国。美国之美,在野不在朝,在整体不在细节,在利用不在钟情。

 

再举例,听说有个华侨回上海,飞机上喝了一杯啤酒,觉得有股苏州河味道。此人神经过敏一点,细想,也对的,是这样。去年朋友带中国食品给我吃,好吃,对的,大解乡愁。可是后来再吃美国食品,虽然洋味、不称心,但有它的好处:干净。这是生活水准,不是生活作风。面粉,糖,水,蛋,酒,饮料,都干净。

 

再回到垮掉的一代。

 

我们想,如果二战后凯鲁亚克做生意,可能倒也发了。如果他没有品质、才华,没有经历,他就是一介平民。他选择了精神上的发财。精神发财,可以构成快乐,是真正属于你的。物质财富,不快乐,还添烦恼,而且说不定哪天是不属于你的。是呀,塞尚画的画,到头来忽然说不是他的。

 

他从大战后,以他的生命力积蓄大量精神财富,这是他的资本。

 

创作小说发了精神的大财,1958年到1960年——这里,美国精神又来了——他利用名气转化为财富:1960年一年内发表五部作品。不是瞎写的,确实是作品。这是美国人的脾气,不留后劲,不留后路。

 

从旁看,我也觉得有趣,动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还有这位。我都当他们邻家男孩。喜欢他们,但不相干。

 

中国人是好戏在后头。姜太公到八十岁才走上政治舞台,西方哪有这事?中国向来是玩压轴戏,这些,可以补美国的不足。

 

诸位要有后劲。后劲就是后路。

 

怎么说呢?就是孟子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人留在纽约,思想、艺术、品性,还是要保持中国智慧。美国人不懂得升华这个词。这本来是物理的事,一个东西到了一定的温度、状态、数量——变了。固体变液体,水分变气体,等等。

 

田纳西他们,本来可以升华的。他们想不到。最多是想到反扑。

 

凯鲁亚克,据说还讲禅宗。他比别人强,晚年回到现实主义,回到马克·吐温的传统,但力不从心了,晚年很苦闷。1968年还出版书,下一年死了。死后发表遗作《皮克》(Pik),一本蛮好的书,回到现实主义大传统。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我的意思,是和自然相通。自然不懂艺术的,也没有什么主义流派。我不崇拜自然,不佩服,不反对,只是和自然有共性。共性在哪里?有机性。

 

宇宙是无机性的。今天早上想到,我们说的大自然,其实是小自然。花木草虫,不是宇宙性的,是地球性的。

 

我喜欢和自然相处,把它当做一个舞台,一起演戏。芬奇、歌德,对自然的崇拜真可笑。

 

凯鲁亚克是我所喜爱的一个作家。他不做家禽,要做野鸟、野兽。他写成十八本小说,有种。晚年回到现实主义,有心肠,有头脑。

 

下课。出大楼(是次讲课在曼哈顿西72街殷梅家客厅)。木心说楼里气闷,走走,再下地铁。大家陪着木心走到72街连接中央公园入口处。渐走入,公园游人如织。秋晴,夕阳。众人心情大好。木心抽烟。

 

公园四处有溜旱冰的青年人。过来一辆公园出租的供三人前后骑坐的自行车,三女孩在车上一个挨一个同时脚踩踏板,幸福地骑过去。李全武立即问木心:这怎么说法?

 

木心应声: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结连理枝。"

 

一位俊美的黑人青年跑步经过,筋肉强健。大家止步叹赏,全武又问木心如何说法:

 

“暴徒的一身肌肉是无辜的。”

 

随即说起古语:“世人皆可杀,我独怜其才。”木心笑:

 

“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肉。”

 

继续走,景色渐佳。木心:

 

“我们是太脱离生活了。这样是对的:有点自然,有点人,人在自然里,自然里有人——人是荤的,自然是素的,蛮好。

 

有妇人牵一对肥巴儿狗走来,全武又讨木心说话:

 

“四六骈体文。

 

渐进中央公园中心的音乐广场。我指树丛中的贝多芬铜像。木心举头望:

 

“哦,贝多芬在这里。人来人往,谁都忘了他。

 

我们中有人说:“贝多芬应该是请来的移民。

 

木心:“贝多芬铜像上的铜绿不等于是绿卡的绿。

 

音乐广场上许多快乐溜冰的青年人。木心:“这一个下午,他们彻底无政府主义。”

 

停下来,赞美,羡慕地看了一会儿:

 

“还是凄凉的。他们回了家,也就是洗洗澡,吃饭,睡觉。”

 

不远处有一摇滚乐队在演奏,吵闹。全武说:"硬要贝多芬听这个,幸亏他聋了。”木心:

 

“要这样说:贝多芬聋了。他早有准备。”

 

广场外以一位肥胖的中年人赤膊倚着自行车,看青年溜冰。全武又讨话了。木心:

 

“剩余价值。”

 

跑道上一位胖老头喘着气跑过。木心:

 

“咕喏肉。”

 

走入最长的一段林荫道。落叶缤纷,部分已被游人踩成木屑状。

 

木心批评道旁雕像,但在莎士比亚像前略停留,说还可以。近57街公园出口,远望第五大道,华灯初上。木心:

 

“我当年望着这些灯火,心想:我总算出来了。”

 

公园口竖起南美雕刻家的变形男女裸像。巨大。我们都批评。木心:

 

“俏皮话,说得皮而不俏,就是这样子。”

 

大家一起下了地铁。车厢中四望疲惫下班的乘客,木心:

 

“和公园里的人比,这里是另一群人。”

 

金高提议,以后每下课都应该出来散步,大家今天很快乐,因为久未来公园散步,又因为事先并未预备散步。木心:

 

纪德说,不要安排快乐。纪德到底比后来那些阿拉贡之流好多.十年前,1983年,木心写《明天不散步了》。我提醒。木心笑说

 

“今天是散步的扩大化。”

 

到皇后区74街地铁中转站。我们送木心到公车Q33号站。他要我们都回去,别送他。

 

本文摘录自 木心 著:《文学回忆录》第七十九讲

 

木心谈“垮掉的一代”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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