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第十二讲 ⑦《丹道法诀十二讲》第一章
明代 张路 神仙图册 寿星
编者按：胡孚琛教授，男，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道家与道教文化，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1980年，胡孚琛教授接受钱学森院士关于调研佛、道二教的修持法诀，为人体科学作贡献的嘱托，破涉江湖、遍际山林、亲赴康藏、出入禅密，历时30年。终于完成了丹道、禅宗、密宗的调研任务，于2009年9月将80万字的《丹道法决十二讲》（三卷书）交到钱老手上。转载此文，仅供参考，不代表公众号观点。
出生入死第十二讲 ⑦《丹道法诀十二讲》第一章
第七节人是文化的载体
每个人都是他所处的时代、所降生的民族、所生存的社会中某种文化的载体，文化要素融化进每个人的血液里，贯穿进每个人的精神里，造就了每个人的行为模式、感觉模式和思维模式。文化渗透进每个人的基因中，它是与人共生共存的。同时，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又是一个生命体，它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智慧起着传宗接代的作用，每个民族都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共存亡。对人类来说，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是同等重要的。
特别要指出，人类创造了文化，使自己脱离开动物界提升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但文化对人类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也塑造了人类。例如人降生后到十多岁还要父母和家庭照顾，这在其他动物是没有的。其他动物为了求偶都是雄性比雌性美丽，雄性身体器官更呈漂亮色彩，而人类却是女人比男人更具性诱惑力。其他动物有发情期，而人类之性活动不受此限制。人类都有良知、良能的道德观念，而基因伦理学证明这些道德观念是可以遗传的。据悉人的下丘脑边缘复合系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特别是人类心灵的本体一灵 明性体可以遗传，这--切都说明文化在人类进化中的巨大作用。
人类自从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哪怕是仅有数十人的部落，他们就要相互交流信息。人是通过语言交流信息的，所谓语言或是肢体语言，或是声音语言，或是文字语言，这些语言逐渐固定下来，被模式化为某种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形成了文化。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发现的河套人、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生活的年代，人类组成原始群，有了最初的血缘部落，有了人类的社会，也就有了文化。文化和文明不同，文化的根本标志是宗教的信仰情怀，文明的基本标志是哲学的理性思考。人类有了语言，就既有了宗教信仰又有了理性思考，文化和文明就重合了，随着社会进步哲学和科学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宗教信仰却始终主宰着人类的心灵。
中国先民最初的语言是“礼乐”，因之中国的远古文明是“礼乐文化”。中国先民的礼乐曾经是一-个极为丰富和完善的表意系统，就像蜜蜂在蜂巢上用跳舞来传递信息那样，礼乐足以代替语言文字传递信息。中国最初的文字，即为礼仪之象形，乐则为其读音。文字--经产生，礼乐之功能则主要为祭祀所用了。北京的“山顶洞人”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韩非子•五蠢》讲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这大概就是史书记载“钻木取火，炮生为熟"的燧人氏和有巢氏的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经过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发展，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乐文化达到灿烂辉煌的高峰。直到夏代的洪水时期，在治水工程中父权上升，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夏禹时尚是父系氏族公社，至夏启确立了“家天下”的父权统治。父系氏族公社经氏族共耕制直到父权家长制，是经过多次战争才巩固下来的，其中包括启攻杀益，灭有扈氏等争权的战争。
儒书为鼓吹禅让制，根据政治需要以孔子的春秋笔法歪曲历史，《孟子•万章》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日吾君之子也。”儒者以为启代益为王乃是民心归顺，和平禅让的应天命之举。然而自古儒书无信史，盖以春秋笔法尊王攘夷粉饰仁义故也。据《竹书纪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云：“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夏本纪》又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威朝”。
夏禹时的父系氏族公社制已开始使用铜器（《左传•宜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越绝书》：“禹穴之时，以铜为金"），并开始有了刑罚（《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有了《夏小正》之历法，又集诸侯于会稽，建立贡赋制度。启攻杀益，变氏族公社制为父权世袭，有扈氏部族不服，亦被消灭，私有制日渐兴起，阶级社会形成，氏族公社制遂解体了。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周公旦制礼作乐，进行了一次原始宗教革命，父权家长制的新礼乐文化才固定下来。三皇五帝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乐文化，乃自然之礼乐，为道学文化之奠基。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文化，为政治之礼乐，乃儒学文化之发轫。
中国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因其图腾崇拜，先民将许多部族的图腾汇合为-一个“龙”图腾，使中华道学文化播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种子。因其自然崇拜，故道学保护自然生态，主张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辅自然之道而不敢为，即道法自然。因其生殖崇拜，故能生生不已，化化长存，新新不停，穷通变久，以自主创新为道学之精神，以生化变易而成易道。因其女性崇拜，故能守中致和，以柔克刚，知荣守辱，以弱胜强，日“慈"、日“俭"、日“不敢为天下先"。因其祖先崇拜，故能天人合德，攸久无疆，上下有礼，长幼有序，重祭祀而敬祖宗，故《道德经》讲“子孙以祭祀不绝”。母系氏族公社是一种自然生态社会，原初的道学文化也是--种自然生态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将原始道学的自然礼乐文化演变为有贵贱差等的政治礼乐文化，将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变革为“敬天崇祖”的礼教，变女性崇拜为男权崇拜，祖先崇拜被强化为代表天命的父权家长制意识形态，祖先崇拜、天帝崇拜、圣人崇拜、君权崇拜、父权崇拜成了礼教的基本信仰，原始儒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我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一再论 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论定，西方欧美国家主流的工业文明，是-种倡导征服自然、扩张经济、穷奢极欲、掠夺资源的“狼的文明”。中国儒学文明则安土重迁、因循守旧、忠君孝亲、和平守法，繁体字善、美，義、祥皆从羊，君主及官僚称执政为“牧民"，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等也像羊一样听任宰杀，故儒学文明实是“羊的文明”。孔子称老子“犹龙”，老子的道学文明实即“龙的文明”。中国的“龙”（Long）和西方欧美人传说的“飞蜥”（Dragon）截然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飞蜥（Dragon）是--种状如爬虫蜥蜴且能飞的邪恶动物，有点像恐龙时代的翼龙。中国的龙（Long）能隐能显，乘时变化，包罗万象，神圣莫测，因之道学的龙文明既兼具狼文明和羊文明的优点，又综合了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长处。
张岱年先生1943年著《文化通诠》论及文化有五大要素云：“五要素者：一日正德，二日利用，三日厚生，四日致知，五曰立制。正德亦日尽性，利用亦日宰物，厚生亦日健力，致知亦日穷理，立制亦日尚群。正德者，扩充人之所以贵于禽善者也。利用者，宰制物质使各尽其用也。厚生者，充实生力令保其健也。致知者，穷究事理以知常而应变也。立制者，人不能无群，而群必有制度，制度时或失宜，则须变以通之。人生之达道，在于权时宜以立新制也。”张岱年先生所论文化之五要素，实即一个民族之文化所必须具备的五大功能。正德、利用、厚生，见于《书经•大禹谟》和《左传》，.乃养民之政的三事。正德是指文化的伦理道德功能，使国民的品德行为得到教育和规范。利用是文化必须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之功能，而不是阻碍社会变革因循守旧使国力衰退。厚生是保障人民生存、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族团结、健全国民体质的功能，而不是穷奢极欲使人民争权夺利内斗不休导致国家分裂。致知是有促进科学、哲学、宗教、伦理学、文化艺术等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功能，以增进民族智慧和学术繁荣。立制又称尚群，尚群意即发扬民主精神。故立制是能建立顺应世界潮流、顺应民心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MZ政权，并制定出合理的规章制度。正德、利用、厚生、致知，立制是优秀的文化必备的五大功能，当然也是鉴别一个民族的文化优劣的标准。
无论是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或澳洲，全世界各部族的人类最初的婚姻制度都源于群婚制，因而各部族最初的社会也都是母系氏族公社。《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显然，母系氏族公社制就是原始的道德社会，也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种道德社会的文化就是原初的道学文化，而道学文化在“立制”方面就是氏族公民选举的议事会制度。母系氏族公社的酋长有威信，肯于为整个氏族承担责任而无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章）氏族酋长就如同“泔水缸”，乐于承受全氏族人的屈辱，承担全氏族人的灾殃。这种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奠基的道学文化之“立制”的民主传统，在西方社会遗留下来，因而有古希腊的“城邦MZ制”，因而有现代全民选举的议会MZ宪政制度。
这种原初道学文化的“立制”传统在中国父权家长制的历史上也有反映，汉唐皇帝下“罪已诏”，乃至亲自到烈日下求雨当是其遗意。中国的父权官僚政治制度，是秦始皇根据法家的思想建立的。秦始皇嬴政废诸侯而立郡县，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不满孟子的民本学说把孟子逐出孔庙，他极力强化君权首先废除宰相。彼二帝皆乾纲独断，贯彻法家霸术思想最力，杀人最多，重用赵高、李斯、胡惟庸等少数亲信，然皆不能善其后，足见法家霸术弊端甚重，更不适应现代社会。儒学文化言必称尧舜，在“立制”方面推崇父系氏族公社的“禅让制”，以保护统治集团的政治特权，强化国民的政治等级制度。然“禅让制”在政权交替上极不稳定，靠人治确定接班人容易丧失合法性，最后被较稳定的世袭制所取代。
儒学和平的“羊文化”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正德"和“厚生”上有其长处，然而为维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袭守旧，在“利用”、“致知”上東缚人民的创造性。因之，儒学文化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一败涂地，致使“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说明儒学必须经过“科学"、“民主"、“法治”的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狼文化”造成全球性的军备竞赛、生态破坏、资源匮竭、道德败坏，其霸权主义的武力政治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正德"和“厚生”方面弊端日益突出，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国家是统治集团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专政权力机构，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上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政党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当今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将人类拖人一连串战争和灾难中，而每个国家中的政党又为掌握国家这个实行镇压的特殊权力而争斗不休。在这个拥挤的地球上，人类只能有一一种命运和前途，国家的界限正在被逐步打破，众多的世界公民正在地球上成长，总有一-天人类会认识到，他们要生存下去，只能到“原始共产主义”的母体中去寻找希望，只有新道学文化才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以老庄的道学文化和孔孟的儒学文化为根基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学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儒学形成于周代父权至上的礼教，这是发生学上的区别，由此可知道学是“源”，儒学是“流”。道学和儒学都是生殖崇拜的文化，都讲自强不息、生化不停、日新月异、穷通变久，都倡导自主创新精神，这是二者的根本联系。然道学兼容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而以自然崇拜为主体，形成一种自然生态哲学。礼教以天神崇拜、圣人崇拜、君权崇拜，祖先崇拜、父权崇拜为特征，形成一种“敬天法祖”的文明特质。儒学在生殖崇拜外突出祖先崇拜和男性崇拜，以父权家长制的礼教将占一半人口的女性禁锢起来，以确保君权和夫权。礼教牺牲妇女的正当权利，扭曲妇女和臣民的人性，使中国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血迹班斑的野蛮事迹史不绝书，形成一种维护君父特权的伦理型文化。两者相比，可知在中国文化中，道学是“本”，儒学是“末”。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为柱下史，道家源于先民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很明确的。《论语·子罕》载孔子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实“儒”在春秋时是给富贵人家主办丧事赞礼的一种职业，孔子少时以“儒”谋生，为殷遗民的群体，孔子创立学派后称名“儒家”，其成员都是礼仪主义者（Ritualists），《汉书·艺文志》云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皆宗师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周代的礼教辅助君王明教化者也，这和孔子仕鲁的行为相符。老子和庄子皆为通典籍、推天道、明史事的学者，所传者为道，需要人们以生命体悟才能得道，孔子和孟子皆是重修身、序人伦、讲仁义的教育家，所执者为礼，礼需“学而时习之”，并要自己凄凄惶惶待贾而沽奔走于权势之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老庄的道学号称君人南面之术，老学为帝王之学，有包举字内纵横天下之道，庄学则为真人之学，有适性逍遥抱道图南的气概。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学则是臣民北面之术，孔臣，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和谐社会伦理为教化，孟为民学，以民本思想仁学观念鼓吹建立施仁政的王道国家。
道学和儒学的政治立场也不同，道学站在低层民众的立场上为百姓讲话，儒学站在统治集团的立场上为权贵讲话。道学是一种弱者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真正强者的哲学，其核心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儒学是一种特权文化，以塑造贵人（君子）的人格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儒学和道学之要害皆在一个“中”字，都有“守中致和”的特点，但儒学本质上是民族文化，讲“时中”，道学本质上是世界文化，讲“虚中”。也就是说，儒学是保守的现在时的学说，孔孟号称“圣之时者”，只要以现代社会观念加以改造和扬弃，即可化腐臭为神奇，为现代国家政权所用。道学不仅是变革现在而且是创新时代的未来时的学说，老庄的智慧像“龙”一样飞越出时空的局限。那种视老庄学说为代表小农观点、农业文明的解释是荒谬的，中国的小农只能逆来顺受屈从君权家长制的孔孟礼治，而决无老庄的胸襟去体悟虚无空灵的大道。道学的理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超前的，它可引导人类奔向世界大同的社会。
人们无论到哪里，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都会打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例如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语言中的拟声词也不同，他们养的巴儿狗、猫咪的叫声也各有不同的描述。东方人传说中的狐精、猫妖、鬼魂即使移居到美国后也会感觉到，而当地的美国人却毫不受影响。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也不一样，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结构中分析出这些差别。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这个民族的人们精神回归的家园，无论每个人一生如何周游世界，年老以后都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中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每个中国人的人格，除了超世脱俗、葆生修真的道士和专心功业、显亲扬名的儒生外，多数人的人格为儒道互补。连热衷功名利禄的孔孟之徒都有“道不行，乘浮于海"，"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处两得思想，况那些醉心道术的山林隐逸之士呢！其实“隐”和“逸”本有区别，“隐”为儒士官场失意“不得已”之行为，“逸”则为高道得其天性而视出山救世为“不得已”之举，故华山陈持处士称“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其实中国的儒学道学和西方的各门类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有着巨大的学术分别，西方的各门科学都是知识，知识可以拥有，故培根有“知识即权力”之论，人类可靠自己的知识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中国的儒道文化却是一种人生或生命体验，如果将儲道的研究当作写论文、评职称、开讲座猎取名利的工具，则不可能领悟儒道文化的真谛。儒学是一种伦理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孔子为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要求，目的在于通过后天对礼的学习铸造自己的“君子”人格，这当然需要以自己的人生去体验。道学本质上是一种大智慧，人无法占有智慧去和别人交换，而只能热爱智慧，故道学是中国真正“爱智”的哲学，道家学者实际上也像西方的哲学家那样“为学术而学术”“为修道而修道”，没有任何社会功利的目的。知识是有限之物，可以数量计，但人生的时间更有限，故《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智慧乃无限之物，只能以高低计，故道家学者要达到智慧的高境界，只能以整个生命去体验，内丹学就是以人的生命体道合真的实验程序。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原生态文化”，然而近百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这种文化断裂，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社会道德水准每况愈下，而且扭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便学风和文风日见衰替，历代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气节和风骨荡然无存。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那种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思潮，叫嚣要废除汉字，禁止中医，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等社会冲动，是在世界列强的宰割欺凌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的恶果。因之“五四”运动的核心不是创立新文化，而是救亡图存，其贡献在于打破了儒学因循守旧维护封建礼教的桎梏，其弊端是将弱肉强食、弃旧图新、彻底砸烂旧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至上主义思潮推向时代的主旋律，为一批在“文革”中猖狂一时的黑恶势力彻底毁灭传统文化的罪恶活动留下无穷后患。
欧美主流文化的致命缺陷有二，一是唯物至上、科技至上，此即“法执”也，二是人类中心、自我中心，此即“我执”也。既有“法执”，又有“我执”，则在政治上仅以本国利益至高无上，缺少兼济天下的胸怀，已不适宜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有识之士对此早有觉悟，中国的政治骗子却死死抱住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不放，岂非咄咄怪事！忆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哲学及先进政治思想之传来我国，并非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那样通过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通过文化侵略传来的，这必然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断裂。
其实外来文化的传入并非坏事，而是一种历史的机遇，它可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民族文化起飞，一是民族文化断裂，这要视历史条件而定。一个古老民族要适应时代潮流汲取先进的异质文化，能否坚定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不丢掉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才能对外来文化区分优劣，找到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点，将优秀的外来文化嫁接过来，又不丢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从而出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起飞”。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信心，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哪怕是当时看来已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传统文化采取彻底砸烂连根拔除的极端行动，必然造成文化断层，斯丧本民族的生命力，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隐患。特别是今天，我们的国民在陶醉于经济数字高速增长的同时，却积累下越来越多的“文化赤字”（culture deficit），年轻人自幼就看充满暴力和怪兽的卡通片长大，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这是后患无穷的！
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在全世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首先是文化崛起。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特别是图书、电影、医疗、教育等文化输出方面远远落后欧美和日本出现“文化赤字”，不注意“软实力”的积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未读过《道德经》、《易经》和《论语》，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茫然无知，是注定要吃苦头的。丧失本民族主体性来引进外来文化，往往首先使外来文化中激进的思潮、时髦的观念破坏力强的政治理念乃至毒害人类心灵的文化垃圾涌进国门，把青年一代引向歧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否紧跟时代潮流不受断伤的自然变迁，关乎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发展前途。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威胁最大的不仅是自然淘汰，而更严重的是文化淘汰，因之我们不但要保护本民族的自然生态，而且要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
时至今日，尽管李约瑟博士早已出版了世界闻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但在中国仍有人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争论不休。尽管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早就论定老子是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但中国哲学界的“儒学大师”却在全国发动了一波“中国哲学有没有合法性”的大论争，这场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泡沫在当事者的操控下兴师动众地被各大哲学杂志吹捧出场，又戏剧性地偃旗息鼓，在中国学术界颇发人深思。尽管中国的传统医药学包括汉方医药、针灸、气功、按摩、导引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日益受到欢迎，但仍有中国的“教授”和党棍叫諾“中医是伪科学"、“中医药百分之九十是糟粕”，并鼓动签名胁迫政府废除中医。尽管汉字已能输入电脑成为世界上最简洁最准确的文字，但直到2004年仍有人著书立说诬蔑汉字是封建工具和“要在汉字领域内反伪科学"，并继续鼓吹汉字拉丁化。尽管汉语成为联合国通用语言，在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超过3000万，但在国内英语霸权的挤压下汉语每年要吸收3000多个外来词，连中国的高中学生都把汉语说成错话联篇、中英夹杂的“洋泾浜”。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语言、文字、美术、音乐都像人本身那样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在人间无孔不入地活动和变化的。青年学生仅重外语而远离国学，其灾祸甚于咸阳之郊的秦火。中国文化今日之尴尬局面，实即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上遗留下来的那股黑恶势力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成的后患，我国的人文生态就这样逐年被破坏着！因之为了治疗近百年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所造成的伤痕，我们必须在中国掀起一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以弥补上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历史，只有民族文化的起飞才能有国家的崛起和强盛。
最后还要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着尊巫史、重祭祀、好礼乐的传统。这是因为古代先民的部落酋长和决策者（王和相）之身份皆为巫史，故巫史颇受社会尊敬。巫史之职能主要是祭祀，故祭祀亦为国人所重。祭祀所用之仪式为礼乐，故礼乐本身便是文化之内容。中国文化中的祭祀活动源远流长，海外华人祀祖先、祀黄帝、祀太上老君、祀孔圣人、祀天妃妈祖，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国内民众每年祭伏羲、祭女娲、祭神衣、祭黄帝、祭老、祭孔、祭佛祖、祭碧霞元君、祭祖宗，增进了民族团结。《道德经》讲“子孙以祭祀不绝”，《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破除迷信为幌子断绝祭祀是断丧民心的行为，斩断了祭祀也就斩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中华民族要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我们列祖列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作根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既要有其科学的要素，又要有其人文的要素，既要有其理性实证的精神为先导，又要有其崇拜信仰的激情作动力，二者是不能偏废的。1940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爱因斯坦断言“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就是发现了文化中理性和信念两大要素不可或缺。否则，文化的失衡必然带来国家政治和伦理的失衡，乃至整个民族社会心理的失衡，以致误入歧途，影响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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